王全安：制片方雇我一回我就要劳动

　　电影《白鹿原》上映后，拒绝在电影中署名的编剧芦苇接受采访，声讨电影主旨背离原著。指责还包括，剧本送电影局立项时，王全安偷偷把芦苇的剧本换成了他自己的。事后，制片人王乐表示，用什么剧本送审是制片方的决定，与导演无关。

　　日前，王全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初两个剧本制片方觉得难以推进，自己便用16天写出了一个剧本，本打算写完交差，没想到被西影厂报上去后竟然通过了。

　　重写剧本 

　　前两个剧本制片方难以推进

　　新京报：《白鹿原》可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哪一关最难？

　　王全安：千难万难，如何将一部电影拍出来是最难的。《白鹿原》小说诞生后电影界就给了很快的反应，吴天明当时就想拍，张艺谋、陈凯歌也都想拍，都是一些原因没有上手。题材上是有难度，电影上的难度，操作、立项、审查的难度。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开放程度不够。没有商业片做基础的时代，要拍大制作很困难，没有回收的市场。

　　新京报：现在有关剧本创作和署名争议颇多，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全安：最早上手的编剧是芦苇，是先定的编剧，然后再去到处选导演。前两个剧本不是很顺利，既有环境的问题，剧作本身也有缺陷。当时制片方觉得难以推进，觉得这么做会失败。我怀着一个失败的心境对投资方讲了一下自己做剧本一年的感受和设想，陕西人讲究怎么借怎么还，你雇我一回我要证明自己是劳动了。

　　后来我把想法写出来，写出来的本意不是想拍，而是个交待，想着写完就撤了。最开始想写大纲，但16天后就写成了剧本。后来厂里（西影厂）觉得用这个有戏，就拿着这个剧本给报上去了，报了后竟然通过了，我和制片方都有些意外。

　　后来想，一方面剧本比较严谨，另一方面他们（电影局）对这个名著改编还是寄予希望。电影界和文学界有个往来和体面，中国导演里面拍得好的，《霸王别姬》和《活着》都是来自文学，电影界拿人家东西也担心给人家弄砸了，丢脸不是丢在一个导演身上，而是电影界身上。

　　影片主旨 

　　《白鹿原》在讲我们自己是谁

　　新京报：这部电影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王全安：目前我们中国人物质上有很大的满足，但精神上的幸福还是不够。《白鹿原》就是在讲，曾经你有过精神家园，这个在农耕文明形成的家园，100年前被西方工业文明给击垮了。我们开始批判、向西方学习，慢慢忘了自己是谁。没有很重要的文明做支撑后，我们就失去方向，我们就只能随着欲望、嘴巴、胃走，当所有的东西都吃不成，我们就往回走。白嘉轩一直坚持传统的东西，鹿子霖则随着人欲在走，人欲横流这个社会就乱了。今天看《白鹿原》，主要还是关于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新京报：很多人把你和张艺谋、陈凯歌相比较，他们分别拍了《活着》《霸王别姬》，和《白鹿原》一样都是讲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

　　王全安：从拍摄电影开始，我不急于为自己定位，现在流行的定位都有局限性。张艺谋和陈凯歌电影里都有优秀的部分，我们不介意运用他们的优势。历史是一条河，都是承接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不排斥这个。你像谁、成为谁不重要，有没有更丰满的表达才重要。

　　■ 从影历程

　　王全安1965年出生，18岁时在延安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员，经常有出国机会，当时的法国女友还让他了解到电影的魅力。22岁那年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1990年出演张暖忻的电影《北京你早》作为毕业作业，发现演戏满足不了他对电影的想法。1991年起在西影厂埋头写了十几个剧本。1999年执导处女作《月蚀》，意识到剧本的重要性。此后作品均为自编自导。

　　■ 关键词

　　《孙子兵法》

　　前一段时间詹姆斯·卡梅隆来中国，我们谈了一次合作，他想把3D技术和东方传统文化进行结合，而不局限于功夫、武侠。他提到了《孙子兵法》这个项目，这是在西方很有基础的东方智慧，我可能会参与进去。

　　《外滩》

　　另外一个讲杜月笙的《外滩》也在进行中，但肯定是2D（笑）。《外滩》有点像是《白鹿原》精神上的延续，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我们首先是受到了挫折。到了上海滩这个冲击在延续，西方人要在上海建立另外一个巴黎，这已经到了近身肉搏的阶段。我就想看看中国人在这场“肉搏”中是什么感受，我们的文明又是如何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张雨绮

　　张雨绮给我感觉是真性情，她在生活中很自然，不是我之前想象的女明星的样子。（记者：你觉得女明星老婆好伺候吗？她会经常想改变你吗？）什么老婆都不好伺候吧（笑）。一个人介意被改变，那说明你不够成熟，当你觉得改变对你不会造成影响时，你和爱人在一起就容易快乐和幸福。我比较喜欢巴赫，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他经常抱着孩子写练习曲，写出来的东西全是最经典的东西。最好的创作状态是寄存在生活里，他会给你更多的营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