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铁木 用影像保存最后的秦腔

　　电影《白鹿原》的热映与争议，让陕军再次成为话题，让西北文化再次成为焦点。而谈起陕西，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那一声声吼出来的秦腔。不久前，位列“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之一的秦腔名社易俗社度过了自己的百年诞辰，由纪录片导演金铁木制作的人文纪录片《百年易俗社》也同时登陆CCTV10，易俗社的兴衰，秦腔的命运，在90分钟的纪录片中，在一声声吼出来的秦腔中，激荡人心。

　　如果要在中国纪录片圈找几个代表人物，拍摄过《圆明园》的导演金铁木很难被忽略。他拥有五亿观众和海外票房、拿过几乎所有主流纪录片奖项，却刻意和现实保持距离、只说历史，作品《复活的军团》、《玄奘之路》、《大明宫》等坚持宏大叙事，梳理历史。他说自己理想主义得要命，又从不排斥商业纪录片。

　　《百年易俗社》，秦腔嘹亮，以活生生的人物构建历史。金铁木眼中的秦腔到底是怎样的？纪录片在宏大历史中如何凸显人的存在状态？记者在《百年易俗社》上映前后，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

　　谈秦腔与易俗社 教化和娱乐西北人的心灵

　　新京报：你之前的几部西安题材的纪录片《问道楼观》，《大明宫》历史都很久远，而《百年易俗社》讲的是这一百年发生的事情，如何在近距离的历史里说清楚一段秦腔发展史？

　　金铁木：这部片子虽然不是史诗，只拍了一个月，但是易俗社的百年内涵丰富。要讲好故事必须找对人，我们重点挑了几个有意思的人，比如23岁就因病去世的刘箴俗。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戏曲界，“北有梅兰芳，南有欧阳予倩，西有刘箴俗”，我觉得这个人物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家的精神风骨。当年的那批创始人很有地位，随时可以升官发财，但他们不去，对理想和信念锲而不舍。搞秦腔被认为是下九流，他们宁可倾家荡产来做，不为名和利所动。现代，这样的人太少了。

　　新京报：作为一个西北人，你怎么理解一百年前易俗社推广和普及秦腔这一行动的意义？中国的大多数传统戏曲都在逐渐趋向没落，秦腔的命运也如此吗？

　　金铁木：秦腔真正的发源地在甘肃，植根于我的故乡，我听着长大。当城里人大多放弃了传统戏曲，在西北的乡、镇、县，人们发自内心地把秦腔和生活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得乐趣，这是贫瘠生活里唯一感情表达的方式，不精致但是激情厚重。我觉得这是艺术的本质。

　　秦腔整体已经接近文化遗产的状态了，没落可能就是几十年的事情。虽然还有人在唱，可以理解是最后的秦腔。西北秦腔的主要观众还是在广大农村，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深入，其没落不可避免，甚至有一天变成文化遗产。历史总要往前走。但是它曾经存在过，我就要用影像把它留下来，100年后也许就是宝贵的数字文物。

　　谈成功之道 拍历史讲故事，远离现实

　　新京报：人们说你是专拍人文纪录片的导演，怎么理解“人文”和你所关注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些年你的每部片子都很卖座，而且频频获奖，你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金铁木：我拍人文纪录片，是从历史维度做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如果说有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坚持在拍历史，远离现实，自由度较大。我早年在央视工作，央视有宏大叙事的传统，这影响了我。我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喜欢从大处着眼，和过去爱读哲学有关系。还有就是我拍商业纪录片，我的片子不是拍给一百年后的观众看的，必须让当下的观众喜欢，所以你要从很多角度替他们着想。叙事方式，影像形式和故事必须好看。

　　新京报：时下70后导演往往不做宏大叙事，而是凸显小人物个体命运，有人说你的题材几乎都以50后导演的宏大叙事为主，你同意吗？

　　金铁木：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吧，我虽然拍宏大叙事，但着眼点也还在人身上，《复活的军团》讲的是春秋战国到秦帝国诞生的550年，涉及很多小人物的故事。总体说来，我很看重个人自由，没人可以勉强我，如果被强加进意识形态，宁可不拍。

　　谈历史观 这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的时代

　　新京报：为什么你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在如今是个有点风险，甚至有些贬义的词。

　　金铁木：我学英美文学专业出身，这些年经常出国比如去好莱坞学习，加上阅读，对西方文明也有一定了解，这个地球从某种角度讲还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一个人如果连祖先和种族都不认，那你怎么才算是存在过？我们所在的国家就是我们生长的地方，你割裂不了和它的联系。但是，我不是那种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碰到钓鱼岛事件，就去烧日本车。

　　新京报：你曾说过喜欢历史和哲学的人多半避世，但你反而在历史中获得了信心，为什么？

　　金铁木：宇宙是无穷的，人类历史何其渺小，当代中国在这样的时空中，不是历史上最好的也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放在历史的维度上，你会看淡很多事情——名、利和时下的社会问题和情绪，因为历史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甚至告诉你很多是重复的。历史对我个人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自己尽量做个高尚的人，然后再尽可能地做对当下社会有用的人。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