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化中的中国通史(1)

　　从上世纪初至今，中国通史的编著和写作经历了高潮之后的大一统，再到当下各种通史著作的重新出版，百年来，历史学家们几乎是前赴后继地投入了这个“极大的冒险”，据俞大维回忆，以考据精细和断代史著称的陈寅恪，早年时“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

　　今年，随着李定一《中华史纲》的引进再版，社科院历史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以及蔡美彪《中华史纲》的面世，简明中国通史的话题，再度为爱好历史的人们所关注。

　　历史与现实 世间已无能“通”者

　　按照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家范的研究，编著新式通史肇始于本世纪之初，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通史写作的新高潮迭现。1900年，章太炎发表《中国通史例略》，首先发起设计新通史的动议。梁任公随即响应，于1901－1902年开始酝酿写《中国通史》，但始终未能履践心志。最早真正付诸实践并开创章节体“通史”的，要数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写于1902－1904年）。进入到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张荫麟《中国史纲》出版时，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种。

　　到了1945年，顾颉刚先生编著《当代中国史学》时称，较理想的通史，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观通史也异军突起。1941年5月，香港生活书店推出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秦统一前）；9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北宋以前），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1943年与1946年由重庆两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仅有第一二两卷，仅写到秦汉。翦伯赞1961年后即转入主编《中国史纲要》，但因“文革”而中止，到1979年独缺的第一册才问世，四册（后合并为上中下三册）始告完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各高校编著了各种通史教材。至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至此，12卷本22册，共1400万字的巨型《中国通史》，历经20年终于全部出版。

　　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要想将几千年中国历史“通”下来，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对二十四史及其他相关史料的熟悉，对于考古学及最新成果的运用，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吕思勉的入室弟子杨宽曾经回忆，吕先生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对有些断代史阅读不止三遍，对《三通》以及其他典章政书也反复阅读。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通史是基础课，一般是由不同的老师分段各讲一段，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全部讲下来。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认为，“张政烺先生去世后，在世学者中就没有可以将二十四史通下来的了。首先是现在的学者离古代生活越来越远，另外，别的不说，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准确识别繁体字，对于现在的学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看过一些学者的著作，很多人这方面都出了错。”

　　要点与取舍 通史应怎样“通”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对自己当时正在编纂的《史记》的评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通史的写作，顾颉刚先生在其1945年所著《当代中国史学》曾说：“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

　　在王家范看来，对通史家而言，司马迁这三句话，以“通古今之变”最为核心，这包括纵通和横通。其中，纵通是指在时间轴上对中国历史的全部贯通，而横通则是专史和断代史。王家范还认为，通史应该给出发展脉络清晰、阶段特征明显的“整体”（或曰“体系”）。通史的最高目标，自然是“精神”与“体系”二者统一。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

　　历史学家严耕望曾说，中国通史必须折中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因此，大学里的“中国通史”可说是所有历史系中最难讲的一门课。在他看来，过去大学里，“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应该是其老师钱穆先生。在王家范的视野里，上世纪50年代曾在山东大学教中国通史的赵俪生先生，这门课也教得很成功。

　　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台湾学者李定一（1919-2002年），其《中华史纲》成书于1986年。据其自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曾发愿撰写一本中国通史，并曾自订四项写作规律：1.将古籍融会贯通，透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2.对史事的排比组合，尽可能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3.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即叙述“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4.篇幅不可过繁重，要简得其当。不难看出，这四条都和“通”有关。

　　而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1905－1942年）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中国史纲》，虽然仅写到东汉前，未全部完成，却以其“通”受到了王家范的高度评价。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说，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写通史的冲动，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自己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自己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

　　中国通史写作简史

　　●1900年 章太炎发表《中国通史例略》，首倡设计新通史的动议。

　　●1902年－1904年 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实践新式通史。

　　●1923年 吕思勉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

　　●1934年 邓之诚在北大史学系授课时编写的《中国通史讲义》出版，更名《中华二千年史》。

　　●1935年 张荫麟《中国史纲》、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出版。

　　●1938年 钱穆《国史大纲》出版。

　　●1943年 缪凤林《中国通史略要》出版。

　　●1941年 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卷在延安出版。

　　●1943年-1946年 翦伯赞《中国史纲》前两卷在重庆出版。

　　●1953年 范文澜的修订版《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12卷，后八卷由蔡美彪在范文澜去世后续作，1995年完成。

　　●1961年 翦伯赞开始编写《中国史纲要》。

　　●1989年-1999年 白寿彝编著的12卷本《中国通史》先后面市。

　　（下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