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寻找先生”

　　从8月16日到9月2日，邓康延在关山月美术馆推出了《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展示了与蔡元培、张伯苓等十位“先生”有关的图片、手迹、影像，民国经典书刊封面和老课本等，揭示中国教育的大家身影。《中国青年报》9月12日报道了此事。

　　“先生”是一面镜子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献片，寻访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很多信息，是可以照见当下的镜子。

　　这是一场关于民国先生的纪录片以及图片展。我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里看到了这个消息。策展人之一是纪录片工作者邓康延，他办过杂志，拍过远征军，收集过民国老课本，这次开始寻访曾经站在民国讲坛上的先生们如今的踪迹。这些先生的名字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专栏文章中，关于拍摄背后故事的几句话打动了我。比如，已经去世的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曾带着病领着摄制组拍马相伯故址，拍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时正赶上百年校庆，差点连校门都进不去……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献片，寻访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很多信息，是可以照见当下的镜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先生的身影曾被遮蔽，所以，当年在外地演讲千人来一睹其风采的“胡博士”，才会在当代有开头那样的遭遇。近几年，随着“民国热”回潮，人们又翻出来那些旧时人物，重温他们的风范；出版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反思当下的教育问题。

　　展览位于美术馆三层，只占据两个展厅，布展也极为简单。后来听说，邓康延当时曾想为展览拉点赞助，他本来乐观地估计十几万元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最后问了一圈，没有一个朋友愿意给这样一场展览赞助，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道义支持。而且纪录片的制作经费也并不宽裕。

　　出乎我的意料，这样一场朴素的展览，这样十集“小制作”的纪录片，在深圳吸引了很多前来追寻民国的观众。

　　那时正是暑假尾声，展厅里有不少带着孩子的家长，一位父亲抱着儿子，给他念陈寅恪的生平介绍；一位母亲，和女儿趴在玻璃展柜上，一起念繁体字的一份民国报刊；老人拿着笔记本抄写墙上的文字，小朋友攥着相机对着发黄的老照片乱摁快门。

　　人群中，我看到了邓康延。他正给观众讲解，说到动情之处，这个54岁的男人还得打打岔，他说，这些先生，不管是南渡还是北归，最后的结局大多凄凉。

　　有人在用生命传承

　　记得曾有媒体报道过朱维铮生前的最后一课，那时，重病的他不让人搀扶，自己拄着拐杖走上讲台，讲了两个多小时。

　　其实，邓康延的团队寻找这些民国先生的过程，已经不能仅仅用“民国热”三个字去概括。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的帮助、遭遇的困难，实际就是民国先生身上的精神在当下的现状：有人在传承，有人抛之脑后。

　　比如朱维铮、何兆武、黄严复等老先生。他们有的身患绝症，有的已经行动不便，很少接受采访，但听说是要做老校长的纪录片，休眠的记忆一下子苏醒了，让摄制组工作人员惊讶的是，他们连某年某月某日这种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那时，朱维铮已经住院化疗，但他坚持出来接受采访。采访结束后，摄制组要送他回医院，他还不肯，让他们“继续忙”。记得曾有媒体报道过朱维铮生前的最后一课，那时，重病的他不让人搀扶，自己拄着拐杖走上讲台，讲了两个多小时。还有研究梅贻琦的黄延复老师，他住在老式宿舍里，没有电梯，中风后很少下楼，“嘴也跟不上脑子”了。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他的房间除了书没有什么特别的，还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风范。隔着荧光屏，我似乎从这些老学者身上看到了老一辈先生的样子。

　　当然也有让人遗憾的经历。比如，在北京某知名大学，邓康延始终没有采访到现任校长，因为那时正值百年校庆，校长事务繁忙。可是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采访校长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去另一所文物单位取景时，摄制组几次都进不去大门，邓康延最后听说，还是因为钱的问题。可他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寻找民国影像和资料时，几乎是免费的。

　　这一冷一热，是观察我们如何面对过去的一个鲜活切片。

　　“送别”了风骨，留下了背影

　　我在展厅外看到了5本写得满满的观众留言簿，有用稚嫩的笔迹写着“繁体字好难认啊”。

　　闭幕式那天，展厅里挤满了人。邓康延安排两所小学的学生演唱李叔同的《送别》。我在展厅外看到了5本写得满满的观众留言簿，有用稚嫩的笔迹写着“繁体字好难认啊”，也有高三学生通过自己的笔告诉先生，如今依然存在他们当年面对的教育问题。

　　我想，很多人在这400平方米的展厅里缅怀这些素未谋面的先生，更多还是因为，面对当下教育遇到的种种问题，他们的背影就像一束外来的光。

　　巧合的是，我还在展厅里看到了深圳南山央校前校长李庆明。他是邓康延下一部纪录片《教育启示录》的人物之一。展览结束后，邓本想请他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坐坐，可他说还要回去收拾行李。这是李庆明在深圳的最后一天。

　　前不久，这位每天早上站在校门口给学生鞠躬、提倡公民教育的校长突然被辞退。不知道这位锐意革新却被迫离开的教育工作者，听到那首《送别》时又是什么感受。他的经历，让我想到署名“老学生”的观众留下的一句话：“愿有自由新天地，还请先生早回来。”

　　我的一位同事看完这篇文章后，在微博上写道：“先生将背影留在了纪录片里，我们却没能把他们的风骨留在这个时代里。”

　　□王晶晶（《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9月12日发表《寻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