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版梁启超传记的启示

　　捧读解玺璋新近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部的《梁启超传》，再看看封面上“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的题签，真的是感慨万千：读不懂梁启超，自然读不懂近代中国；更严重的是，读不懂梁启超，也就读不懂当下。

　　□书评人 端木赐香

　　《说文解字》：启，开也

　　晚清之季，国家衰弱。梁启超及其同志所代表的改良派，试图引进西方政治文明以救国拯民，一度开风气之新。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改良主义路线被认定为“走不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梁启超也被主流史观定义为失败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路线之代表人物，其形象一度被脸谱化。但现在回头看，当年梁启超等辈之主张与作为，或许能给当下的时代以新的启示。

　　我一直认为，梁启超乃是近代中国的风向标。不只他的经历与认识，意味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及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也意味着历史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变迁。由此我认为，我们对梁启超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他的认识也远远不够，这种不够，不只意味着历史的悲剧，还意味着历史的延续及悲剧的轮回。鉴往知来，我们研究历史，不就是为了当下吗？甚者，当现实与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我们还要在相同的拐点再跌倒一次吗？

　　截至目前，我读了四个版本的《梁启超传》了。四个版本，四种现实语境，四种历史语言。颇堪玩味。

　　感情过剩的吴其昌版

　　第一个版本，是梁启超学生吴其昌“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而写就的。可惜只写了半部，1944年1月封笔，同年2月作者即英年早逝。由于时代与师承的关系，这部传的特点是：写作方法方面，模仿乃师《李鸿章传》中所开创的现代评传方法，“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文风方面，也与乃师一样“笔锋常带感情”。但就我的观感来讲，这个“感情”必需适中，少了不近人情，多了腻歪人胃。确实，梁启超的文风“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相形之下吴其昌的文风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多少要遇到一些排斥了，就是读的当口发现他笔风刮得有些峻急时，下意识地总想往边上躲躲。总之，任何影响我理性客观、心态从容的情绪，都是我所警惕的，哪怕你是爱国。事实上，吴其昌文风的激进与峻急，还真不是面对乃师，而是面对救亡的时代主题，这正是从五四走过来的当时一般年轻人的通病，也叫时代病毒的感染吧。我们表示理解的同时，还是保持一些疏离的好。

　　政治先行的孟祥才版

　　第二个版本，孟祥才的《梁启超传》，出版于1980年。光看前言就能让你乐半天。为吗？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深刻地政治化、道德化、标签化、脸谱化，就是缺少人性化、常识化、客观化、理性化。所以在他的笔下，梁启超戊戌变法期间还算好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中的英勇斗士和声名卓著的宣传家”；戊戌政变以后流亡日本，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辛亥革命以后“投靠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段祺瑞，助纣为虐，做了北洋军阀的附庸”；五四以后离开政界，“身衣学者的华衮，挂着青年导师的徽章，继续弹奏业已破产的改良主义的老调”，“逆着历史的潮流，越来越走向堕落和反动”。看嘛，阶级斗争，一抓就傻。

　　学者视角的李喜所、元青版

　　第三个版本，李喜所、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出版于1993年。这个版本终于恢复进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状态。学术的中性、甚至学者的谦逊，都可以让读者对之保持足够的敬意与温情。不过，难免也有落窠臼的时候，比如说“近代中国这个悲剧舞台，决定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说实话，近代中国确实是悲剧舞台，但悲剧恰恰在于革命话语、激进主义的一扫天下，而不是改良主义本身的错误。而且我对所谓的“走不通”论式深怀警惕。历史前进本就是试错，允许碰头，允许失败，挫折中前进，前进中挫折，这个没走通，那个没走通，可能仅因为走的方式不对头，而不能简单地一概定性为不通。

　　告别革命的解玺璋版

　　第四个版本，今年10月才面世的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光看目录编排就感觉欣喜。第一，神似梁启超所开创的“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的现代评传方法，也是织网，但却是以梁启超为经线，以近代史上与梁启超有重大交集的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如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为纬线，织了好大一张网，不能说一网打尽，但斩获肯定不少。第二，序居然是请刘再复先生作的，这也太契合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任公就是标准的柏克式的“反革命”了——革命要尽量避免，渐进、稳妥、理性的改革，才是正道。如果革命实属必要，否则自由、人身、财产都面临着最严峻的威胁，那么英国那种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既不伏尸遍野，更不剥夺个人财产，既不触及人的灵魂，更不消灭人的肉体——才符合人道。吊诡的是，直到20世纪末期，刘再复先生还要登高呼吁“告别革命”。按我的理解，告别革命，也许不是告别革命本身——革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而是告别——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以生！

　　有外国学者称梁启超一生在政治上和学术文化上画了一个圆，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

　　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的轨迹何尝不如是？梁启超当年一直提醒国民，问题是弦断无人听，寂寞身后凉。如今，辛亥百年都纪念了，但是学人对之的一些重新思考与审视，还得小心冀冀地嘀咕。一句话，理论与主义再新鲜，落到地的还是实践与现实。问题是，一到转型期，中国往往最缺的还是实践者与现实者，倒是一些具有传销热情的小知识分子梦想家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影响了现实政治的运行。

　　如何走出当下，解决时代难题，既需要当轴者的智慧与勇气，更需要民众的理性与宽容。而这一切，可以从重读梁启超中获得足够的历史信息与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