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五月风暴”

　　奥利维埃·罗兰，法国作家，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亲历者。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学生运动开始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危机，风暴持续整整两个月。而其中一些政治小组织，则以“游击队”的形式，继续行动，直至幻灭……《纸老虎》就是对当年生动而真切的回忆与反思。这本书里，有青春的无知和激情、有理想与博爱的光芒、有时代的遮敝与误会、也有痛苦的反思与幻灭。上周，作家终于来到了他年轻时的梦想之地，中国。

　　【作家对话】

　　“我们没有开枪，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善良”

　　新京报：“纸老虎”这个词来自毛泽东。现在这本书来到了出产这个词的国家，不知你有怎样的感受？

　　罗兰：我忘了我在什么场合说过或是在哪里写过，当时参加了那些大的风暴般的运动以后，我还想着有一天我会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写出来，但是三十年后我真正写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过它会回到它的人物所追随的梦想的地方。所以，生活总是留给我们很多的意外和惊喜。

　　新京报：当时的革命者对新世界有怎样的设想？当时你们反对所有权威和秩序，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们想要的新世界是怎样的？

　　罗兰：实际上，很可笑，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对此毫无概念。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开始革命，要去破坏、反对旧的东西，逐步将它摧毁，但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没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要去夺取政权，我们没有想过。所以说我们当时追求的是很疯狂的，既模糊又遥远的，很可笑的一种东西。

　　新京报：但是你们那时候已经很明确，你们在行动中要非武装，不发生流血事件。在欧洲其他的国家，情况不是这样的，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组织。

　　罗兰：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没有进行非法的、或者说没有屠杀的行动是因为我们特别善良。我们这个小组织里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比如说我本人是法国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我们很多人是高材生。但是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证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以充当刽子手，去制造流血事件，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因为我们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年要善良，所以没有开枪。只是当时我们领会毛的思想，是相信广大群众，在广大群众后面做支持并帮助他们觉醒，所以不存在我们去流血牺牲或是打死别人，因为要让群众自己逐步起来。

　　“五月风暴”在客观上带来一些好的东西

　　新京报：那么你怎样评价“五月风暴”？你认为它对法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什么正面影响吗？它有正面遗产吗？

　　罗兰：我想这个要看怎么看。一个社会变化发生了，对它的评价要看它产生了什么结果。我想那个时候工人基本上是满意的，因为整体劳动者的工资一下子增长了相当大的幅度，达到了30％甚至更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满足。但我们这些从事运动的人当时觉得工资没那么重要，我们觉得改善劳动关系，给劳动者尊严更重要。但这是我们小知识分子的看法，劳动群众实际上是满意的。1968年以后，我觉得整个法国的劳资关系还是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对劳动者尊严的看重，社会价值方面是有改变的。这种改变也体现在家庭关系上，在1968年以前，法国家长的权威还是很大的，家长对孩子的控制很多，尤其是对女孩子，她和谁结婚、能不能有一种较开放的生活方式，家长的干预很多。在1968年以前法国社会还是比较保守的，1968年后发生的变化对女性有很好影响。从教育上来看，1968年对法国的旧教育形式有很大冲击，但新教育形式是不是确立起来了，我不确定。所以总的来说，那种革命冲破了很多东西，但是否建立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不认为。应该说这场革命在当时是在所难免，它就发生了，发生了以后在客观上带来一些好的东西。

　　新京报：这本书为什么要用第二人称来写？这种做法不是很常见。

　　罗兰：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的观念是“我们”，“我们”就是一个群体，这种博爱的东西小说里都有表现。所以我不习惯讲“我”，我对人经常讲“我自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是不足够的。还有一点，用“你”来写作让人可以用一种嘲讽和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段时间，可以看得比较冷静，拉开了距离。嘲讽和幽默是欧洲小说的一个特点。最后一点，我觉得不止是我，很多人在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时候会用“你”，会说“你”怎么怎么样。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