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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是因为已故的探险家余纯顺才知道莲子这个名字。1996年,余纯顺倒在了罗布泊。几乎同时,他的女友莲子,从新疆腾格里沙漠出走,开始了自己人生的修行。
十六年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边地,曾以《西域的忧伤》和《宁静的盛宴》给12年前的文坛带来性灵风格的莲子低调地隐居了很久,修行佛法,探索心灵。上月中旬,芬陀莲子带着两本新书《色城》和《我的男性之花》重新出现,在798、猜火车和宋庄先后举办了新书研讨和个人画展。芬陀莲子以自己藏区的亲身经历为蓝本,把智慧的种子埋藏在神奇的故事之中,记录自我探寻的过程。
当下,修行和身心灵成为都市人的一种流行,如何寻求心灵的解脱,超越痛苦?本报记者前往宋庄采访了莲子,就她的作品谈论了她对生命的领悟。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关于创作 从感情的痛苦中觉悟
新京报:新出版的《色城》《我的男性之花》描写了藏区生活,延续了你一贯的性灵风格,你想通过它们表达什么?
芬陀莲子:《我的男性之花》的写作时间是《色城》之后两年。两本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写有智慧的女人如何带着困惑来到藏区,从感情的痛苦中觉悟。从前者到后者,就是看破爱情的色相,不管男色女色,让性灵之花开放。《色城》是色达的藏语音译。色达是五明佛学院所在地,我在那里修行了两个多月,和尼姑住在一起。我在藏区也恋爱过,痛苦过,周围的人也很痛苦,我就放下了。我发现不是感情的问题,是我们不懂生命——不自知就不自信,不自信于是要找依靠。两个迷惑的人纠缠在一起,谈恋爱的就变成商人讨价还价。这本书就是写在精神开放的路上的迷茫和挣扎。《我的男性之花》则是已经有所领悟后的痛苦反复,但是已经找到了出路。出路就是开放心灵,把爱的能力找回来。
新京报:因为打通了诗、画和文字,你的这次复出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被称为跨界艺术家,你认同吗?
芬陀莲子:两本书写作时间是2002年到2004年,当时我住西藏。这些年我其实一共有十二三本书,只是都没有出版。偶然机缘,安徽文艺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两部小说,书里插了一百多幅自己画的画。我在写《西域的忧伤》时就开始画画,那时候还在新疆。2007年,母亲病了,我陪着住院,为了逗她开心一天画好几幅,她说有灵性,我就继续画。“禅茶一味,书画同缘”。其实我一直在心中用文字在画画,画画是有形状呈现的诗歌和散文,用了画布和颜料而已。我觉得一个人精神状态开放,可选择多种方式表达,诗歌、小说、音乐、画画等。这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不是刻意跨界。我一直写诗,接下来还可能出一本散文诗集。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有浓郁的边地风情和宗教情怀,你对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如何认知和认定的?
芬陀莲子:创作是我生命进程的副产品,所有的书都在记录自己的成长。我关心的是我的心为什么痛苦,以及我是谁的问题。从少女时代起,苦难是我的第一桶金,佛教和佛理让我安宁。我不认为自己超越了世俗,因为没有世俗就没有佛。我写的是我自己的生活,而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西部。
关于生命 保护好自己的心灵
新京报:12年过去,从《西域的忧伤》《宁静的盛宴》,到《活着走着有着》到今天《我的男性之花》《色城》,你觉得自己的变化大吗?或者说,你悟了吗?
芬陀莲子:十二年前出版的《西域的忧伤》和《宁静的盛宴》是剖析和认识自己的开始。从忧伤到宁静,我对人类各大精神传统进行了对比式的阅读,之后就去了藏区旅行,写了《色城》、《我的男性之花》。我也接触到了藏传佛教的几位大德,他们向我介绍关于心灵的秘密,我基本上明白了,没有困惑了。真正的智慧就是解决你的困惑的。穿越《色城》,让《我的男性之花》开放性灵,我的人生从那时才开始。我人生比较重要的阶段是最近十年,因为基本没有困惑,我在北京孤儿院做过义工,其他都是写作,画画。但我还在修行的路上。
新京报:很多人带着困惑来到藏区,更多都市人流行做身心灵的修行。但人们带着索取的念头做修行,往往容易陷入另一种虚无。为什么你说我们并不真正懂得生命?
芬陀莲子:的确,很多人是带着问题来到藏区,渴望从这里获取精神力量。我长期在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一带自发行走,并不是单纯追求感觉和标榜宗教信仰,而是寻找佛理所说的真相。很多人因为没有迎接真相的能力,只能寻找感觉,把恐惧感寄养在别的地方。一个人内心安定,信任佛法,就不会把时间全部用于创造物质,而是将心安排好。我所说的修行是解决人的根本问题,是我是谁的问题。很多困扰的都市男女并不想真正地修行,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痛苦,找到安慰。
新京报:你提出过一个观点,心灵环保。这和人们提倡的自然环保有什么关系?
芬陀莲子:藏民的生命观中,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不刻意保护环境,他们就是环境中的一分子。北京大雨后,我想写一本书,关于心灵环保。人类破坏环境,然后又高喊保护环境,这是自欺欺人。我们破坏环境的源头来自自己的欲望。温室效应就和人类的欲望相关,现代化让人们放纵欲望,追求太多不需要的东西。所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心灵,因为我们的心灵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应该从教育着眼,克制欲望,少消费少污染。只提倡环保不克制欲望,其实是把自己和环境对立起来。
关于余纯顺
把我带到有形的路上
新京报:十几年前,你的朋友余纯顺倒在了罗布泊。这些年来,你还会想念他吗?
芬陀莲子:这些年我常常想起他。当时的我还在当老师,对成为作家还抱有幻想。整整十年,希望在这个角色中实现价值。余纯顺的出现和事故让我的内心惊吓了一下,我捐出了他的日记本,果断放下了一切角色。我发现我在文字上无法真实表达自己,在生活上无法去爱别人。这样不管怎么写作和恋爱,都是虚假和痛苦的。这时我觉得,成为一个人更重要。余纯顺走到我的村子,我第一次看到了用生命行走的人,我为了一个虚妄的目标活着,他也为了一个虚妄的目标在行走。我们都不清醒,甚至我比他还更清醒些。他走得太早,还没到收成的季节,仓促地交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是他带我到旅行的路上,带到了有形的旅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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