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0月1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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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香港电影特别影展策展人，讲述选片缘由、童年情结及内地与香港行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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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和韦家辉等人为代表的“银河映像”曾给影迷带来一系列经典港片，是吴宇森、徐克等人之后，香港电影的代名词。除了导演身份，杜琪峰最近也做起了策展人，他联合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推出“光影记忆——香港电影与电影中的香港”特别影展，选取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10年、跨越60年的16部香港经典电影，涵盖家庭、爱情、喜剧、犯罪等多种类型，表现了不同时期香港的社会风情和城市风貌，执导者从冯峰、李铁、楚原到吴宇森、许鞍华、关锦鹏，再到王家卫、陈果、尔冬升等，无一不是香港各个时期最优秀的导演。影展从10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本周日。
这次杜琪峰之所以成为策展人，一方面因为他的个人作品有着非常强烈的香港印象，影展的开幕片《文雀》就像是他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另一方面，他的成长经历也伴随着香港电影的兴衰往复，以及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
出生于1955年的杜琪峰，童年曾生活在香港著名的三不管地带——九龙城寨，短暂住过一年后，全家搬到旺角。由于父母在戏院工作，他有机会看了许多电影，他的童年刚好是香港电影第一黄金时代，“光艺”“电懋”“邵氏兄弟”等大型现代化制片企业登陆，并涌现出了时装文艺片、粤剧片、黄梅调电影、喜剧片、歌舞片、青春片等各种题材和类型的影片。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大厂体制由盛而衰，电视台开始了初步发展。中学毕业后，杜琪峰进入了无线电视台，从信差做起。香港新浪潮的领军人物徐克、严浩、许鞍华等人都是从无线发家，但和早早出来拍电影的他们不同，杜琪峰在电视台沉淀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986年跳槽到新艺城后，才以电影导演为主业。杜琪峰说，在无线工作时期，他依旧会去戏院，多是黑泽明和梅尔维尔那样的日本、欧洲电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进入第二个黄金年代，杜琪峰替新艺城、大都会、东方电影、百嘉峰等多个公司拍摄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有《阿郎的故事》《审死官》《东方三侠》《天若有情》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社会人心浮动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经济发展出现了颓势，电影工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迷，传统的大片长制、卫星制和院线营销模式出现很大问题，制片公司趋于个性化，在美学层面上也显现出了风格化特色，这其中，杜琪峰、韦家辉、游乃海等人合组的“银河映像”便成为典型。
开幕式结束的第二天，杜琪峰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畅谈自己电影记忆同时，也介绍了自己最新作品《毒战》和《盲探》的最新进展。
■ 杜琪峰的选择
《文雀》
《细路祥》
《危楼春晓》
《金兰姐妹》
《成记茶楼》
《七十二家房客》
《疯劫》
《秋月》
《香港制造》
《新不了情》
《胭脂扣》
《花样年华》
《大煞星与小妹头》
《半斤八两》
《笼民》
《父子情》
选片标准
要温情，不光是打打杀杀
新京报：这次有很多电影内地观众并不熟悉，你的挑选标准是？
杜琪峰：我们之前在巴黎做的影展选了90多部电影，这次规模有些缩小，但都是非常有代表的电影。有些电影里的很多景已经找不到了，变成了崭新的大厦。之前大家对香港电影的印象都是动作片，我希望通过这些影片，大家能够了解香港的过去。
我有意选些对内地观众有一些新鲜感的东西。也有电影是表现香港这座城市的印象，比如在《72家房客》中的“村屋”，那承载了香港一代人的记忆。这些电影里面呈现的，不是商业片里的打打杀杀，而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会遇到的情况，邻里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温情的东西。
新京报：你个人比较喜欢哪几部？
杜琪峰：这16部电影里，我比较喜欢《半斤八两》。这部电影拍摄于1976年，那个时候我刚出来工作，二十七八岁，充满着干劲。这部电影也象征着香港社会的一个新生。
新京报：在这16部之外有没有一些遗珠？
杜琪峰：不能说选进来的电影好，没选的就不好。以前的电影工作者付出努力为香港，我们最好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那也是经过40、50、60年代电影人的积累过来的。我和舒琪（香港著名影评人）选择这16部电影，会有感情色彩，但不能否认其他电影也是非常优秀。
新京报：马丁·斯科塞斯有自己的基金会，资助一些机构修复经典老片，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杜琪峰：香港电影资料馆不停地在做修复工作，费穆的《孔夫子》是最近的一个大项目。他们按照多方面的意见和看法来选择修复。但整个时代很大，不能每一部电影都要修复，只能找些代表作。
我个人不会花太多精力在上面，我希望往前看，在香港怎么样培养新的导演和编剧人才，才能把电影工业和艺术延续下去。现在香港慢慢走向中小型制作，没可能像以前有大的制作，新人得到锻炼和培训的机会没以前多。
童年往事
九龙城寨令我想拍英雄片
新京报：你的童年是在九龙城寨度过的？
杜琪峰：实际上我在那儿只住过一年，那里是清朝的衙门，后来是三不管地带，非常穷，其实整个香港当时都很穷。最厉害的是下大雨时，那个地方是盆地，有时水会一直涨到屋里，然后你就看到街道上到处是痰盂、木屐漂来漂去。但大家没什么抱怨，雨过之后修修补补继续生活。当时我在寨里看到最多的是吸毒的人，每天都有一些死在弄堂里。
新京报：这段经历对你从影有影响吗？
杜琪峰：当时的社会都比较穷，很多不公平的东西，每个人心里希望有一个英雄能去解决一些问题。我个人喜欢看这一类型的电影，也会去拍一些这样的。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旺角一带，我父母都在东乐戏院里的仓库工作，东乐戏院是香港很老的一家戏院，一整栋粉红色的骑楼式建筑，早年用来演粤剧，也用来放电影。戏院很大，所以银幕后面很大的区域就做仓库。我放学回家差不多是下午5点，要去戏院等父母返工回家。那时的香港戏院下午5点会有“工余场”的放映，专门放给刚下班的人，但那时我没钱，不能在戏院里看，就走到银幕后面。
新京报：当时比较喜欢看什么电影？
杜琪峰：具体看过什么片记不清了，经常是没看开头就进去了，有时候没看完就陪父母回家，有时在放映过程中帮父母干活。那时最喜欢的是《如来神掌》，那部电影里有一些比较粗糙的特技，人有很多腿、可以飞来飞去。小时候什么都不懂，电影纯粹是拿来娱乐的，越是夸张、好玩的越喜欢。
戏院楼上楼下有一千多个位子，前排座位票价大概是2毛到4毛钱，后排7毛，楼上最贵的要1块，那时普通职员月收入大约是20多块钱。等着电影开场时很有神圣的仪式感，热门电影爆棚时，几千人同哭同笑。
（下转C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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