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声音 作家 评论家共话莫言获奖(2)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该如何看待？莫言获奖会为中国文学带来什么？这些问题可能会持续讨论下去。

　　莫言：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

　　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格局，也对未来中国文化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小说家莫言则是这场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的精神代言人。从《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系列”的发表到现在，莫言以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和蓬勃的文学创造力，在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作为先锋派作家的莫言，并未因其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而放弃对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境况的关注，同时，也并不因为对写作的伦理承诺的恪守，而把叙事艺术处理为一种简单粗劣的道德美餐。而这两个矛盾方面，正是当代中国作家难以解开的死结。莫言以其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智慧，为解开这一艺术死结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通过《红高粱》《欢乐》《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杰作，莫言以一个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他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莫言的小说叙事，有力地披开了现实中国致密的荆棘丛，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其间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

　　莫言不仅是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同时也是古老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忠实传人，更是现代汉语文学表达的创新者。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又闪耀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光芒。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当他站在现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脚下古老的土地时，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触目惊心。他把肖洛霍夫的恢弘、马尔克斯的奇幻、拉伯雷的狂欢、蒲松龄的诡异、冯梦龙的清澈、段成式的庞杂、果戈里的诙谐和雨果的道德感融为一体，他的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宛如黄河泛滥，冲刷出一片全新的语言河床，在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留下一道罕见的语言奇观。

　　对于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来说，赞美之声无疑是不绝于耳。事实上，他更需要的是批评。不过，在真正的批评到来之前，先让我们祝贺一下，为莫言，为现代汉语文学。

　　□张闳（文学评论家）

　　沉默者的胜利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2012年10月11日19点，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该奖项中的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不过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

　　莫言饱看了太多中国农民的忧伤和苦难，以致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绝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

　　三年前，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遇国王”的故事。他说“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在我看来，莫言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因此，他的普世价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对部分中国人来说，这胜利似乎略有点疲软。

　　不过没关系，莫言没有站在墙的那边，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不做勇士，但也不是隐士。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

　　□宋石男（时评人）

　　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

　　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

　　我至今还记得，当初读到莫言的《欢乐》《粮食》《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说时的情境。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

　　读到这里，我的确忍不住要流眼泪，接下来的情节却让我忍俊不禁：农妇的“血骂”铺天盖地，将自己和辱骂的对象一起贬低为畜生和肉体器官，一股戏谑的民间语言的风暴扑面而来。当我正准备哈哈大笑起来的时候，天堂乡的盲歌手张扣的歌声又响了起来：“乡亲们种蒜薹发家致富／惹恼了一大群红眼虎狼／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对／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是这些充满伤痛的底层经验，充满民间智慧的叙事语言，充满想象力的叙事风格，刺激我写下了《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那篇长文。

　　我不认为莫言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他笔下的中国乡村世界是那么真实，真实得极端残酷。我也不认为他的语言有什么“狂欢化”的特点，他的语言是悲伤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着泥土腐味的语言。如果说他具有“民间”色彩的话，那也是中国特色的民间，而不是巴赫金笔下的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莫言的小说叙事，是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是白话汉语文学经历了100年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最新果实。

　　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莫言的文体，是一种生长在真正的“民间”土壤上的“欢乐文体”。他对民间悲苦的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记账式的恐吓，没有给人制造压力，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凸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息，或者它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的“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这就是莫言的特殊意义。

　　此外，“莫言的获奖”也很有意义。它证明了只有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才能使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获得更多的共鸣。

　　我希望“莫言的获奖”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序幕。

　　□张柠（文学评论家）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意义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要怎样理解一个中国人渴望了很久，又突然降临的诺贝尔奖带来的震撼效应？我觉得还要等待过一阵时间之后，慢慢沉淀下来，才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文学界渴望诺贝尔文学奖的焦虑，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渐渐地，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正在成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时，产生的认同性焦虑。文化如此，文学也如此。而这次诺贝尔奖的“突如其来”是一种有效的缓释剂。在感到高兴、欣喜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具有宽广的包容心，更丰富的知性和彼此宽容的交流。

　　莫言的文学成就是建立在他的卓越文学语言、结构和表现能力上，以及他的丰沛人性关怀上。

　　莫言的文学创作，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成很推崇。他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就被介绍到国外，迄今已经有近二十种语言的译作在海外发行。

　　莫言故乡是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在他的早期短篇小说《白沟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词。莫言通过“高密东北乡”创造了一个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这样的文学地理世界。

　　每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相应也有各种不同的争议。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我们社会相对地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具有包容性的一种体现。但文学奖的直接评价尺度，主要是对作家的艺术成就的评价，而不是选拔道德圣人或者政治斗士。

　　莫言的文学创作，一直以来都深入地反思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也一直都对社会上的不公正有着深刻的批判。他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对基层干部迫害百姓的控诉，他的小说《欢乐》是对乡村青年苦闷生活、普通村民被土地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现实的生动表达，他的小说《生死疲劳》是对土改政策的深刻反思……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多元的莫言。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同时，已经极大边缘化的文学，能不能通过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而有所提振，并为中国文化转型积淀更多的内涵，这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叶开（作家、《收获》杂志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