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们究竟爱什么菜？

　　诺贝尔文学奖究竟热爱怎样的作品？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们，不会错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家们更是将其作为长期研究讨论的对象。几乎每一位新人添位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列，都会再次激发人们对诺奖所蕴含的价值判断的分析。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作为一种关于价值阐述的文本来阅读，不失为一种探究方式，虽不是最深邃的，却可能是最有趣的，当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冒一点“过度诠释”的危险。

　　1901-1919

　　Ⅰ.理想主义

　　还有谁记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吗？那是一个在文学史上悄无声息的人——法国诗人普吕多姆，彼时他因“崇高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而获奖，在颁奖词中，还有一段，“在实践-伦理领域，像康德一样，在义务的不可否认和绝对的事实中，找到了人类超感觉目的的证据。”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是对文学作品的赞美之辞。

　　不乏有研究者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始于平庸。最初十位获奖者，除了波兰小说家亨里克·显克维支与英国小说家吉卜林仍在世界文学家序列中接受人们的敬意，其余几位则游离于文学史之外，唯有在谈论诺贝尔文学奖时被再次记起。而他们的获奖，多是因伟大、理想主义、卓越、高贵等。

　　1910年到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理想主义”是一个高频词汇，光从颁奖词中看，看不出有大的波动或者新的涟漪，十九世纪的古典美学，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里逐渐隐退，却被瑞典学院的院士们严谨地看护着。即便一战的爆发，也未能有所松动。

　　1920-1939

　　Ⅱ.人道主义

　　一战结束至二战爆发这段时间，院士们对诺贝尔遗嘱中关于“理想主义”的解读，开始有所松动，最明显的标志，是不再将基督教文化背景严格置入获奖要求。颁奖词中出现了新的词语：人道主义与民族精神。

　　我们可以看看法郎士、叶芝、萧伯纳的获奖理由。法郎士由于保卫真理，反对沙文主义和军事种族歧视，具有纯粹的艺术风格、襟怀坦荡的人道主义而获奖，萧伯纳是因真正的仁慈和善良，富有人情味，叶芝展现了民族精神。尤金·奥尼尔则因表现出力量、热忱与深挚的感情而获奖。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其形容为一个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世界。我们在诺贝尔颁奖词里读到了这些与人道主义，与关心人本身的存在状态相关的表达，比如，在洞察人类现状上表现出深度与怜悯、反映了人类的基本面貌、描绘了农民的生活等。

　　这个时期最受争议的一位获奖者是赛珍珠，她于1938年获奖，理由主要为“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但马上有人认为，此乃末流作家的红运，只反映了评委注重大众审美趣味，将文学从象牙塔之中拉下来，还至于芸芸众生的倾向。

　　1945-1949

　　Ⅲ.艺术激情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令人沮丧，很多知识分子呼喊，不要再等地上出现天国，而是动手自己来筑就。那是一个存在主义突然流行的时代。

　　纪德的获奖，让现代主义作家颇为振奋。此前的诺奖获得者，并未因为对人性的处境的呈现而受到赞誉，那种要求高贵、高尚的要求，如果有所松懈，那也是允许去责备环境、制度败坏了人，而在纪德这里，人性本身的困境被提出来。现代主义作家们的特殊风格，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对人本身的质疑与反思。

　　于是，1948年，艾略特登上了诺奖颁奖台，颁奖词曰：“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如果仅从颁奖词来讲，这是诺奖第一次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而非现实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评价作品，之前的颁奖词里，充满了对文学作品教育意义、对现实与人类处境的关怀。

　　我们在1949年福克纳的获奖辞中会读到更清晰文学尺度：“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1950-1990

　　Ⅳ.良知与自由

　　1950年至1990年的世界，统而观之，是一个东西对峙的世界。这段时间内的诺奖获得者，从丘吉尔到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聂鲁达，构成一种饶有意味的图谱，让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寻觅某种相关性。

　　举例而言，提出人们既要预防虚无主义也要预防乌托邦主义的作家加缪，被认为是照亮了人类良知的种种问题，帕斯捷尔纳克被肯定的是他在抒情诗和俄国史诗传统上的努力。后来成为政治夜莺的肖洛霍夫，则是因其作品描述了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另一历史层面而获奖。

　　揭露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获奖，被肯定的是其作品的道德力量。积极抵抗极权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则是因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而获奖。更惹人注目的是1987年获奖的布罗茨基，他曾被以社会寄生虫的名义送往劳改营，颁奖词赞美的是他作品对时空限制的超越，以及广阔的思想与浓郁的诗意。

　　这些多少带有反抗形象的作者被置于诺贝尔文学讲台上，且在他们的答谢辞中一遍遍表达对人类良知的坚守，诺奖不直接要求文学有道义担当，作家的写作却因道义而更具分量。

　　1991～

　　Ⅴ.人类文明

　　冷战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诺奖的颁奖词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大词“人类文明”。比如南非小说家纳丁·戈迪莫获奖，其理由是她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使人们反复重温被遗忘的历史，帕慕克的作品则是发现了文明的冲突，克莱齐奥则是探寻了文明支配下的边缘人性。

　　若再细看作品的具体内容，也许我们应该赞美评委们，他们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审美眼光，以及迅速的反应、宽容的胸怀来评定作品。他们不仅为谢默斯·希尼和托尼·莫里森因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满诗意而加冕，也为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喝彩，而格拉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被他们所赞美。

　　颁奖词还出现了有趣的修辞，说品特的戏剧发现了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并在此处强行打开压抑者关闭的房间；而关于耶利内克，则认为她的小说和戏剧中各种声音和反诘之声汇成的一种音乐之流，它们以独一无二的语言的激情，揭露社会的成规陋习、它们的荒诞和淫威。

　　阅读至此，我们可以借助作品再深入一点探究。关于达里奥·福，这位善于插科打诨的弄臣，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丑角，其著名的作品，莫过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一个无辜的人被警方当做无政府主义者逮捕，他在拘留所坠楼自杀，又被称为畏罪自杀。作家对专制与不平等的鞭挞，非常明显。君特·格拉斯可算是二战以后西方文坛中少见的具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参与热情的作家，《铁皮鼓》所写历史背景从纳粹德国到之后的联邦西德，充满对极权的讽刺与抗议，也批评普通人因缺乏独立思考，随波逐流终为虎作伥。

　　在多元与丰富中，要描述我们所看到的总印象，也许不得不借助诺贝尔最后的遗嘱中的表达，in anideal direction，在理想的方向上。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