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孙郁、陈众议 聚谈新世纪以来获奖作家

　　文学这件事，没有权力可言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作为一个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奖项一样，会有焦虑，有压力，当然，也有诱惑。就压力来说，很大程度来自它要满足公论，但完全只考虑满足公论也不妥当，需要在强大的公论外，发现一些作家，来体现自身的眼光。可以说，诺奖也一直从这两方面予以考量，并在中间摇摆。

　　像略萨、奈保尔等人，他们在没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已有巨大影响和声望。这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类型。另一个类型是在得奖之后才开始被关注，这其实反映了评奖的另一种焦虑，就是他们要有力地发现什么。可以说帕慕克、赫塔·穆勒、耶利内克属于这一类，尽管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国家为人所熟知，但其他国家的人对他们则很陌生。

　　在我个人看来，像帕慕克这种水准的，没得奖的人应该有不少。相比，美国作家罗斯，我个人觉得比帕慕克要强大很多，但是并未获奖。另外赫塔·穆勒和耶利内克，这两位作家，我本身不太喜欢。我并没有从赫塔·穆勒身上感觉到她的创造性光芒，耶利内克的入选，我也认为是相当的怪趣味，尽管他们也是各有风格和特点，但放在诺尔贝奖的序列中，就有些轻和奇怪。就个人趣味而言，我比较喜欢奈保尔和库切。他们俩都是高度地方性的作家，但却抵达了人类普遍的境遇。我作为中国人，也能感觉到与之心心相印。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个潜在标准，好像它代表着某种权威。实际上，从长时间段来看，它对于作家的选择也是游移不定的。18位评委也并不是文学缪斯，他们也是各有看法，所以这中间会有很多意外。这些意外包括卡夫卡、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的被疏漏。当然，话说回来，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单就文学这件事，是没有权力可言的。我们也不需要一个权威，来说什么作品是好的，我们更不会愿意把面对一部作品的判断轻易让渡给别人。所以说在这件事上，我们没必要将之神化。

　　我觉得这样一个百年奖项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对于创造力的肯定和赞赏。一个奖项，除去战争、战乱，绵延百年，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不可想象的。而且，他们对于创造艰辛的体恤，对于创造性劳动的肯定，对于我们来说是罕见的。任何一代人，都有一个使命，就是给后人留些什么，把我们珍惜的流传下去，但现实是，我们太容易毁坏和丢弃，而不会珍惜和保护。毕竟，破坏会有巨大快感，创造则要忍受孤寂。

　　说到底，小说是一种智慧

　　●孙郁（作家，人大文学院院长）

　　以最近十年的跨度，来谈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于我，是困难的事，因为很多作家的作品我并未细致阅读，印象深刻的，也就近几年的两位，可以浅显谈谈。

　　一个是2010年文学奖获得者略萨。我曾经读过他的《绿房子》，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引入中国的时候，他还没有获得诺奖。在我看来，他的小说有一个多种文化交织的复杂背景，你可以看到，他的书里，现代的和落后的、文明的和原生态的文化，被放在一个复杂的文化语境里。可以说，他对于秘鲁人生活的原色调的把握，让人惊叹。另外，作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他小说的结构也是相当精致和巧妙的，感觉有一种智慧在里边，让人会想起博尔赫斯，他构造小说的方法同样奇特，像迷宫一样。说到底，小说是一种智慧，在一种虚幻中表现出人性的可能和精神的多维度，这是略萨给我的启发。

　　第二个作家，就是去年获奖的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他获奖后，在人民大学举行的朗诵会，诗人王家新给了我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些汉译诗。我看后，发觉他诗歌表现出的想象力很精致，每一首都像是经过了千锤百炼，意象也很奇特，是高于我们常人的想象的。诺贝尔奖之所以给他，或许是因为诗中体现出的广阔心胸，它从日常生活、寻常途径之所见中，给予我们惊讶，表达凡俗人之所不能表达，归根结底，这是智性和趣味的问题。

　　这些诺奖作品，对中国作家是有刺激作用的。我们的汉语，百年来变化很大，也出现了鲁迅等伟大的作家。但因为战争，动乱等等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汉语水准是下滑的。现在，可以说我们的汉语生态在恢复，但要达到曹雪芹和鲁迅的境界，还是很难。国人对于诺奖的热议中，有寻找认可的心理需要。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文化曾经受到的伤害很大，一切都还在建设中，包括莫言、余华、刘震云、王安忆作家等都在做着这样的努力。

　　拥抱文学的“无用之用”

　　●陈众议（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撇开今年，从最近十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都颁给了一些有着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人大都对所在国家的体制持批判态度，这几乎是瑞典学院的一惯选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倾向更为强烈的凸现出来。在这之前，譬如冷战时期，这个奖项也曾落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身上，譬如萨特、马尔克斯等，从而体现出相对的包容性。当然，这种包容性在冷战之前就更为明显。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原则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而“理想主义”原则过于宽泛。

　　就个人而言，这十年的得主鲜有我心仪的，其中包括我的研究对象巴尔加斯·略萨。我对他的后期创作很有保留。这种保留是因为他的右倾。早年，他对专制、对贫穷和落后口诛笔伐，对穷困百姓怀有深切的同情。后来，虽然他在反独裁、反专制方面是一惯的，但明显站到了自由资本主义一边。再就是80年代以前，他的表达更为辨证，也经常兼顾地缘差别，作品有更大的包容性,内容更为厚实、风格更为鲜明。这之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甚至常有拥抱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勒克莱齐奥，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关心人类原生态文化，对一些非洲、拉丁美洲印第安文化也充满感情。这种关心多元文化和弱势群体（民族）的心志值得尊敬。总体说来，最近十年这十位获奖作家在艺术追求上（无论题材、主题、方法）具有相对一致的严肃性。但就个人审美而言，我以为至少耶利内克、穆勒是被高估的。

　　身在知名的文学研究机构，在过去很多年间，我也曾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过心仪的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在所推荐的外国作家中，我特别看好的是以色列作家奥兹。因为他的民族和解意愿令人钦佩，而且他努力选择不偏激、不极端的“第三条道路”，并认为生活首先是一种妥协。但是这未必符合瑞典文学院评委的口味。我个人揣测，最终影响到评选结果的，除了18位评委外，欧洲王室、西方政要、历届诺奖获得者及知名文学研究机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意见会是重要的参考。

　　撇开意识形态和获奖者参差不齐的事实，这样一个奖项上百年执着地拥抱和重视文学这个“无用之用”，在一个重物质、重实利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然而，它不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如今，莫言得奖了。这是一个奇迹。老实说，我一直在悄悄地向瑞典学院推荐他，因为这毕竟是介绍中国作家的一种方式。前几天包括《新京报》在内的媒体问我时，我还讳莫如深，当然更不可能告知莫言本人，现在说说倒已无妨，更没有居功之意，这是我分内的工作。他的获奖可以说既在我心仪之中，又在我意料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对于诺奖还是世界文学，莫言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奖的转向，即它终于转向了中国作家，肯定了莫言非凡的文学价值，他的想象力、睿智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当然，我不同意将莫言框定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与拉美文学的关系只是一种神交。莫言的想象力来自他对生活的艺术提炼与擢升。

　　本版采写/整理 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