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2:评论周刊·专题·诺奖照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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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秘密”的高密

2012年10月2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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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者手记

  高密,这座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小城,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喧嚣。

  有当地文化界人士计算了它在网上的搜索量,还有人计算着它被央视提到的次数。在政府官员那里,利好,大发展,借东风,招商引资,这些词被频繁地提到。

  当诺奖的喜悦超出了个人的范畴,会被迅速地戴上各种帽子,帽子背后是一个小城寻找发展机遇的渴望。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不是在高密,换一个地方,这种效应会有多大的区别?

  莫言的“秘密领地”

  莫言每次回高密,他都会和高密的文学爱好者开个会,和他们聊聊文学,“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

  “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举步艰难”。

  莫言这句话更多的是指向他在文学中必须倚仗的故乡。但在现实中,莫言和真实的高密也一直有着亲密的关系。

  在高密,常常可以撞上莫言的题词。

  酒店的名字,他居住的小区,政府的服务平台“市民之家”。

  在高密,一提起莫言,首先说到的就是他的随和。

  找莫言题字并不困难。和他熟识的人说,只要开口莫言几乎有求必应。

  莫言曾经对朋友说过,自己这样的破字人家也来要,怎么好意思不给?他常常左手题字,别人看起来觉得少了一份匠气。

  后来,他看到自己的字在高密越来越多,觉得不能再这么题字了,“让人笑话”。

  他在高密,行的都是世俗的人情。两次红高粱文化节,他都会给家乡面子出席,帮着请够分量的人。对着老乡讲话,说的最多的也是“诚惶诚恐”。

  获奖的当晚,记者来了很多,他不想出来开发布会。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局长邵春生对他说,你看人家大老远来了,不出来,过意不去。

  这种话对他会有效。不能失了礼数。

  莫言曾经说过自己在生活中胆小、懦弱。“莫言迷”张守云讲过这样的故事,莫言去看北京女儿。女儿家离机场近,他从机场打车一上车就递给司机一包中华烟,怕司机嫌近不高兴。

  他很难狠下心拒绝谁,尤其是故乡的人。这似乎是高密人的一个特点。他们不愿意拒绝别人,也很难拉下脸来撂重话。

  莫言每次回高密,他都会和高密的文学爱好者开个会。和他们聊聊文学。有时候拿过稿子觉得好,会立刻在原稿上写推荐信,有的还会亲自帮着修改。

  莫言的小学老师张作生说,莫言在北京为高密做了很多事,能帮他一般都会帮。

  获奖后的“文学热地”

  高密也想保留一份自己的克制,但在招商引资和文化产业发展上政府官员们相对来说要急迫得多。

  即使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高密人亦觉得莫言不会有什么改变。

  一个农家乐老板之前请莫言题词,莫言答应了。因为时间没赶巧,拖了下来。我问他会不会担心得了诺贝尔奖之后莫言不再帮他题词了?

  这个老板觉得问题很奇怪。怎么会呢,莫言不是那样的人。

  也是因此,当高密希望借莫言这个名片扩大影响时,他们觉得莫言本人并不会拒绝。

  第三届红高粱文化旅游节莫言已经答应参加。当邵春生告诉他希望办得声势大一点时,莫言也只是说:“你们看着办”。随后加了一句,“搞大了让人家笑话”。

  高密也想保留一份自己的克制,但蜂拥而来的各地记者,让高密迅速热起来。

  对于庆典活动,高密的宣传官员显得相对低调。他们说,“莫言是高密的,也是中国的”。

  在他们看来,大张旗鼓的庆典在现在还不太合适。但在招商引资和文化产业发展上政府官员们相对来说要急迫得多。

  当“莫言效应”一文发表之后,高密宣传部的一位官员给记者打来电话。

  宣传部的官员说,记者,你把我们高密写得太过了。莫言故居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还没最后确定。

  我解释了几句,他不再说什么。

  高密不再有“秘密”

  近年来常有人到高密去找红高粱和莫言笔下所写的景物,但都是满怀希望而来,满心失望而去,那里几乎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以前莫言回高密,是躲北京的喧闹。这一次,是在高密一头扎进喧嚣的漩涡。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压力很大。

  有一天晚上,邵春生陪他去附近的田野散步。为了让莫言开心点,邵春生说你看这地方和你当年放牛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像。莫言很认真,他说不像。咱们现在是旅游的心情,当年的感觉是饥饿。

  故乡早就不一样了。

  莫言在文章中曾经写过,他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回到高密东北乡去,遗憾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故乡、与我用想像力丰富了许多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

  现在的高密早已经不种高粱。正是收玉米的时节。在高密的乡村道路上,铺满了黄灿灿的玉米。

  汽车飞驰而过的时候,当地人会告诉你,那些多水的洼地,很早以前曾经种过红高粱。

  莫言用文字构架的充满了血红高粱的高密东北乡,早已经离开了这个时代。

  莫言其实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种分裂性。

  他曾在《我的高密》的序言里说到,近年来常有人到高密去找红高粱和我笔下所写的景物,但都是满怀希望而来,满心失望而去。那里几乎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只是处处可见的平凡景物。

  他说我希望有这种失望,因为失望了就会明白作家和他的故乡以及他的故乡和他的作品的关系。

  现在还不知道莫言对家乡种万亩红高粱的看法。他是否希望现实中的故乡去打破时间的界限去重建一个记忆中的家乡,或者说他文学中的家乡?

  他真的会希望两者因为某些目的而重合吗?

  □张寒(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10月18日发表《诺奖后,高密的“莫言效应”》)

  山东省高密市的标志性建筑“凤凰飞腾”与红高粱。

  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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