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彼得大帝的反对派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故事起于彼得，也应当终于彼得。有意思的是，《倒转“红轮”》这本书在时间序列上，却倒着走，起于索尔仁尼琴，终于彼得。

　　这样的论题组织方式，可见作者匠心所在。作者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问题，给读者慢慢解答谜团。历史的线性时间，仍是这本思想史著作的纵向坐标，只不过，它是倒着陈列的。□书评人 张晓波

　　谁是俄罗斯知识分子？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他说，在俄罗斯，只有对政权不断进行批判的，才有资格称知识分子。他将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的荣誉，给了18世纪晚期的政治批评家拉吉舍夫。后者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对沙皇治下农村的衰败，表示了强烈的愤懑。拉吉舍夫最终死在了流亡地。

　　俄罗斯知识界对同行下的定义，也为外部的评论者所认同。以赛亚·伯林独具个人写作魅力的《俄国思想家》对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描述，大致也不外乎此，别林斯基尖锐犀利，赫尔岑宽厚深沉，民粹派彷徨无助，民意党人鲁莽灭裂，如此等等。但总的来说，他们在俄罗斯并不清晰的政治谱系上，有一个共识是能达成的：不与沙皇政权合作。

　　俄罗斯知识分子爱捣蛋。这种行为模式，当然与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关，但更深刻的动因是什么？这是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开篇指出问题。

　　金雁过去的著述，集中在欧东转轨、俄罗斯农村公社改革问题上，涉及知识分子议题的，是关于路标派问题的几篇论文，并不算多。从方法上来说，金雁之前的研究，偏重历史与社会学。所以，这本思想史的新著，注定带有很强的历史学风格。

　　这从金雁的提问方式上，就看出不一般。金雁在本书的开篇，就提了十几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难以在思想史的范畴中获得解答。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知识分子问题。中国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很多，很多往往流于表面化的颂扬与批评，却始终难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知识分子“走极端”。

　　看起来，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特点，并不是下定义，或者总结性格特征，就能讲清楚。这个一直为人忽视问题根源何在？金雁这本新书，提供了对此一问题的一种探索。

　　知识分子“往回看”

　　金雁选取分析的第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是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的人物。关键并不在于他反抗苏联，而在于他作为流亡者，同样对西方世界乃至叶利钦改革不满。

　　1974年，索尔仁尼琴流亡，同时《古拉格群岛》出版，名动天下，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甚至整个西方将其表彰为自由斗士、苏联的掘墓人。对此，索尔仁尼琴的答复是什么呢？1978年，索尔仁尼琴受邀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索氏语出惊人，他称西方文化“虚弱而堕落”、欧美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看来，冷战另一极显然是误会了索尔仁尼琴的“投怀送抱”。

　　上世纪九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归国之后，对叶利钦推行的改革也大为不满，并且处处讲些政治不正确的话。对于苏联的“四分五裂”，他大为不满，抱怨现在“俄罗斯人”处处受欺负；对于俄国传统，他忧心忡忡，声称“俄罗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传统”；对于东正教，则担心“外来宗教冲击”，甚至还出了本仅印行了5000册的完全不合时宜的政论集《倾塌的俄罗斯》。对此，有俄罗斯评论家不无讽刺地说，“索尔仁尼琴应该老老实实生活在奥林匹斯之巅”，言外之意是索氏归国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言论都是蠢话。

　　当然，索尔仁尼琴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索尔仁尼琴的后半生，他一直在写一本非小说、非历史的超大规模的鸿篇巨著《红轮》（全书二十集，超过一千万字）。“红轮”的意思，是指出1917年俄国大革命。

　　1917年俄国革命，并非只有一场，按照时间序列，可以分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苏联解体之后，批判的矛头，往往指向十月革命而肯定二月革命。

　　不过，索尔仁尼琴与转轨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南辕北辙，他写“红轮”，要清算的，也包括二月革命。按照索尔仁尼琴的理解，整个的彼得大帝以来的俄罗斯传统，全部有问题。

　　在一个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中，索尔仁尼琴絮絮叨叨，批判的矛头几乎指向所有现代的东西，从政治到生活，甚至城市规模，他都大发宏论，认为全都中了西方文明的毒，已经坏到无可救药了。

　　索尔仁尼琴“往回看”，就要有一个“理想国”，他要的，是彼得大帝（1672─1725）与尼康大牧首（1605-1681）之前的俄罗斯传统。

　　彼得大帝与尼康有什么错？

　　彼得大帝的圣旨

　　非独索尔仁尼琴，彼得之后的俄罗斯知识界，都爱将问题引向他。彼得干了一桩重开新天地的大事。

　　彼得大帝发现，尽管俄罗斯地大物博，但他所继承的，不过是一张白纸。彼得在白纸上写了两个字：欧洲。圣旨传了下去，并被粗暴且强有力地执行了。

　　这个故事引发的最引人瞩目的辩论，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界的西化派与斯拉夫之争。这场争论的范围，遍及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胡子、服饰、语言文化、文学创作、首都乃至于政治体制问题，两派都各有见解。

　　今天，这场东方与西方、激进与保守的争论，早就烟消云散了。留给世界读者最直观的印象，大概就是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纷争，两者不仅在文体上大为不同，更在小说中与交往中发生激烈舌战。

　　帝俄时代，文化生产受到高度控制。政治上的思考与辩论没有公开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得文艺作品中担负起了政治讨论与社会关怀的重任。正是这个原因，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都几乎在小说中唇枪舌剑，大讲政治、信仰、民生乃至于国家前途问题。

　　奇怪的是，这些埋藏在小说中的核心辩论，都和彼得的政策有一定历史承续关系。十九世纪，是俄罗斯的启蒙时代，启蒙克复专制，文明胜于野蛮，进步战胜落后，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刊之论。广义上的斯拉夫派，是文章上的赢家（阿克萨科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属此阵营），却是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的输家。十九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进程，似乎都在按照彼得的方式推进。最终，催生了高度仿效欧洲先进政体、或者按照欧洲思想家设计的1917年的两场革命。

　　对于彼得在圣旨上写“欧洲”两字，思想史争论中，对这位大帝的做法，大抵就是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但彼得改革的故事，本身没那么简单。

　　彼得迫使俄罗斯迈向近代资本主义，接受西欧式的服装、礼仪乃至于文教语言体系。而这些措施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彼得通过官僚化手段。彼得之前，俄罗斯土地贵族，同时也是政治世家，经过彼得改革之后，官僚由中央选派指定，土地贵族的进身之阶，就只有依附于皇权，失去了原本的政治力量。

　　国家机器官僚化，这是彼得政治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皇权主导改革，通过现代化的官僚政治系统，更进一步强化皇权。

　　“封建”一词的原初意义，是贵族制下“封土建国”，欧洲列国漫长的封建史，大多符合这一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沙皇彼得也在反封建，并且要用资本主义手段来驯服封建土地贵族。和整个欧洲现代的轨迹一致，俄罗斯帝国的形成，也经历了三个形态，从邦国（基辅罗斯时代零散的斯拉夫公国）到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等级君国（土地贵族与君主联合执政时代），最终，彼得完成了第三步，把君国变成了帝国（独裁君主制下的多民族国家）。

　　彼得改革的第一个伏笔，是皇权固然得到加强，却得罪了土地贵族。贵族知识分子的来源，也就并非没有缘由。在整个十九世纪与沙皇政权进行政治对抗中，充当急先锋的，就是出自贵族的知识分子。社会身份背景与思想行动，并不能简单画等号，但彼得及历任沙皇加强皇权的集权改革中，却塑造并培养出了皇权的对立面——贵族反对派。

　　难以驯服的异端

　　以强化皇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改革，碰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强化国家对于宗教的管理。

　　东正教并不是俄罗斯的本土宗教。俄罗斯于1988年接受东正教为国教，1453年东正教大牧首所在地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克，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就转移到了莫斯科。随后，莫斯科提出了第三罗马论，“第一罗马已灭亡，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已为野蛮人攻灭，第三罗马莫斯科，将永远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这个教权中心的理论的提出，直接为俄罗斯的领土扩张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论述。

　　但东正教世界中心的转移，并不能代表东正教世界的统一。俄罗斯东正教，混杂着地方化的多神教、因典籍翻译产生的礼仪不一，等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东正教的统一。

　　尼康大牧首（1605-1681）强力推行正统派（三个手指画十字）的宗教改革，驱逐、流放旧礼仪派（两个手指画十字）。尼康更为野心勃勃的是，他不仅要统一东正教，还要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上。而沙皇阿里克谢在1666年尼康改革成功之际，就流放了尼康，将教权置入皇权之下。彼得更进一步，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将东正教用行政手段加以管理。彼得用“恺撒主义”，将教权与皇权合一，用绝对君主制一揽子解决了俄罗斯帝国的治理问题。

　　但问题是，异端仍然存在，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万人。正统派称这批异端为分裂派教徒，分裂派教徒在俄罗斯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于是，他们也成为反沙皇的急先锋。金雁在本书第二章中，举证了分裂派教徒资助布尔什维克的历史。

　　1994年，流亡海外二十年的索尔仁尼琴高调回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去祭奠分裂派受难圣徒阿瓦库姆。索尔仁尼琴不是分裂派教徒，他重视的，应是分裂派教徒不懈抗争的精神之力。尼康之后的两百余年，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分裂派教徒始终在给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反叛提供资助。

　　【精读】

　　俄罗斯的“不解之问”

　　我一直尝试用长时段“立体”的“叙事方式”去“解读”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我并不力求建立什么“范式”，只是希望对俄国各种知识群体有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厘清表现在显性层面背后的线索。

　　一

　　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感觉由来已久，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苏联文学控”，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全民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间阅读了大量的苏俄的文学作品。但是毕竟因为理解有限，那时候喜欢苏俄文学主要喜欢有曲折故事情节的作品，基本上锁定在反特、侦探、战争、爱情文学之类的著作，以能在同龄孩子中讲故事的“臭显摆”作为动力。那时候看书遇到时代背景、遇到深层思索的东西都跳过不看，也记不住那些绕口的俄语人名和地名，尤其不喜欢所谓“黄金时代”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东西。再比如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晦涩、太阴暗、太极致、太疯癫怪诞，感觉文字背后还有读不透的东西，老有在“地下室”的迷宫里穿行的感觉，压抑的人透不过气来，以我当时的年龄实在感到大惑不解。在我看来这些大部头都可以缩编成小册子，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曾经干过把某些小说的结尾撕掉，自己用作业本重写一个我认为满意的结局而用浆糊贴上去的狗尾续貂的傻事。

　　有一个阶段我突然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很着迷，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他的作品逐一阅读。从上晚自习时开始阅读，宿舍11点熄灯以后，就打着电筒顶着被子继续读，电筒的电池耗光以后，又燃起蜡烛，整个一个感动得稀里哗啦，泪水止不住地流，为了不使抽泣声影响到其他人，我用毛巾堵着嘴，到了清晨我两个眼睛肿得成了一条缝，怀抱着书久久不愿撒手还给别人。读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后就和同学约定比赛，看谁更能吃苦，看谁更有毅力，看谁更能抗得住心理打击，看谁更能在逆境中成长。再往后又对国内内部出版社刊印的“黄皮书”趋之若鹜，《叶尔绍夫兄弟》、《热血、》《你到底要什么？》、《普隆恰托夫经理》、《州委书记》成为我们俄语班几个女生热议的话题。可以说，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这些作品的相伴，我的人生该是孤寂和无趣。

　　二

　　因工作关系，我的研究曾先后“分叉”到东欧现状、苏共历史问题当中，记得1982年初我刚到陕西师大苏联历史研究室的时候，我就对杨存堂老师说，“你们大家做‘桌面’搞苏联史研究，我当‘桌子腿’继续我的俄国中古和近代史研究”，这个愿望没有获得支持，我只好“转战”到现代史领域。现在想来，想“当桌子腿”这话一晃30年过去了，总算可以还一还历史“旧账”了。

　　很早我就注意到俄国史研究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的奇怪之处，于是我自己总结了俄国史中的几大怪：第一怪，农奴的身份很难猜；第二怪，地主、军人分不开；第三怪，农民把沙皇当父亲来看待；第四怪，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第五怪，少一手指画十字，千百万人逃亡在外；第六怪，僧侣子弟“激进”大比赛；第七怪，总是有人喜欢向后看；第八怪，企业家支持反对派；第九怪，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保守派；第十怪，被赶出国门的人再度热起来。至于在这些“大怪”之下的“小怪”就更加多得不计其数。

　　这种“不解之问”还有很多很多，如果照此罗列下去，恐怕几张纸都写不下。如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学生都借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俄罗斯是矛盾的、用理性无法解释的，似乎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无解的“斯芬克思之谜”，而不去解其中之“味”。

　　破解俄国知识分子的“斯芬克思之谜”，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这些年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做积累工作。其实现在拿出来的《倒转“红轮”》在我看来，仍是一个思想过程的“半成品”。

　　我决心近期内把电脑里的东西整理出来，《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是第一本，第二本暂定名叫《历史的化装舞会——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变迁》，第三本《从人民之子到人民之父》是讲民粹派的。我已经想好了，再不铺新的摊子了，要是能把这几本书都完成了，我就退休之后开始写“闲书”，讲好玩的故事。

　　选摘自《倒转“红轮”》自序，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