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 核心观点

　　拉美资源丰富，一些国家医疗、教育基本由国家保障，尽管贫困现象在城市和乡村还大量存在，但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还可以。统治阶层就不愿进一步推行改革，宁愿维持“小富即安”的现状。但如果这样，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均的现实就无法改变，制约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近十年是拉美经济最好的时期

　　新京报：我们平常对拉美的情况知之甚少，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柴瑜：拉美是个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大陆，研究拉美经济是出于我国的战略性考虑。一方面，我国对其能源和资源的需求较大，另一方面，拉美国家有5-6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人均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也是中国产品巨大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地。比如哥斯达黎加（人均GDP）现在是7000多美元，墨西哥9000美元左右，巴西将近一万美元了。

　　新京报：该地区经济发展目前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柴瑜：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拉美都是进口替代型的发展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学习开放市场。这10年是拉美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拉美经济注入了很强的活力。

　　拉美经济的主要特点，一是近年来经济增长普遍较为稳定，虽然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政局较为稳定，政治上逐渐趋于成熟。拉美各国财政状况普遍好转，经常项目赤字有所缓解甚至出现外贸盈余，资本项下债务控制也比较好，“外债危机”的阴影基本消散，内需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这说明拉美经济弹性在增强，对抗外界因素干扰的能力提高了很多。

　　二是经济开放程度有所提高，但是保护主义依然严重，在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起诉的案件中，有很多来自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巴西等。

　　三是经济多元化发展趋向明显，如强调出口市场多元化、投资来源多元化、合作伙伴多元化、产业发展多元化等。

　　四是与亚洲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因素能为拉美经济注入活力？不是美国的作用应该更大吗？

　　柴瑜：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中国是个大买家，对拉美的产品有大量需求，很多国家都是由于与中国的密切合作而使经济有了快速发展。此外，拉美国家政府大都实行谨慎的财政和金融政策，通胀控制得当，因此其经济能够长期保持稳定。

　　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拉美的主要盟友。虽然欧美市场仍然是拉美地区产品出口最大的目的地，但最近几年中国已成为某些拉美国家最大的出口地，对美国的份额有一些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现在也自身难保，很难在短时间内给予拉美大量的支持，所以发展与亚太地区的合作已成为拉美未来的主要发展战略。

　　当然，在拉美内部也有分化，中美洲主要是墨西哥，与美国关系比较紧密，所以受金融危机影响非常大；南美洲各国与中国的联系更紧密一些，所以危机冲击较小。不过今年以来，中国的进口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秘鲁、智利等国的出口受到了一些影响。

　　拉美不知“中等收入陷阱”一说

　　新京报：我们都在讲拉美目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事实是否如此？

　　柴瑜：“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学者对拉美经济发展现状的一种认识。拉美本身对此关注并不多。前一段时间，我们和拉美相关机构谈话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可以通过这个找到自身经济结构的一些问题。但他们自己没研究过，还要跟我们所里社会保障的专家进行合作呢（笑）。

　　但不能否认的是，拉美的经济结构确有问题。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时，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由此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直接影响到内部需求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当各种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矛盾、问题纠结在一起，没有一个“解套”机制，就出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新京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哪里？

　　柴瑜：最大的挑战有五个方面。

　　一是政府治理。拉美的法制很健全，但体制较为松散，政策执行力有待提高。

　　二是利益集团。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拉美有很多国有企业，面临着如何提高企业效率、打破垄断，给更多社会资本发展空间的挑战。

　　三是收入分配问题。拉美资源丰富，一些国家医疗、教育基本由国家保障，尽管贫困现象在城市和乡村还大量存在，但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还可以。统治阶层就不愿进一步推行改革，宁愿维持“小富即安”的现状。但如果这样，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均的现实就无法改变，制约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四是产业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拉美一直没有建立起很好的产业体系。中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可以为了理想去最偏远的地方做最艰苦的工作，但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拉美国家要花更大的成本完成同样的事情。中国可以自给自足，而拉美国家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进口。

　　五是基础设施。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财政收入不理想，通货膨胀严重，造成基础设施欠账很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中国比拉美更复杂

　　新京报：这与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拉美各国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没有中国值得借鉴的地方？

　　柴瑜：有啊，比如实施针对贫穷家庭的小额贷款项目在拉美就很有成效。巴西有一个助学金计划，将儿童的教育和家庭福利挂钩，如果小孩不上学就不发给补贴。又比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哥斯达黎加人均寿命达到了79岁，和发达国家水平相当。这得益于该国的教育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新京报：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应从拉美的发展中借鉴什么？

　　柴瑜：中国比拉美的情况更复杂。想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是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国家必须鼓励价值增值高的劳动，加强技术工人的培养；二是加大对教育、科研、创新的投入，重视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建设，建设学习型、创新型国家，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其参与社会分配的能力，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我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之后新的经济调整期，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成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光要追求物质上的富有，还要建立精神上的“富有”。

　　此外，要鼓励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展，为自主创业创造良好环境。政府得鼓励自主创业、创新，让这些企业勇于尝试，哪怕会失败，但不试你怎么知道呢？

　　中国改革大方向没错

　　新京报：现在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的是，连“试”的机会都没有。“玻璃门”还在。

　　柴瑜：问题就在这。所以国家需要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大企业将一些业务外包给中小企业，不要都背在自己身上，不要成为一个封闭的、全能型的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没错的，只是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在发展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阻力。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进步的过程。从克服、改正、纠偏中学习正确的路径，但保持大方向不变，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对改革的进程是否应该多一些认识和理解？

　　柴瑜：改革是逐渐深化的过程，容易改革的我们以前都改革了。大家现在看到的问题确实比较棘手，可能是旧的矛盾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也可能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更多的智慧去解决。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最急需改革的领域是在哪里呢？

　　柴瑜：从我的研究领域角度，是如何能在国际上给中国企业更多的市场空间。企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前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国际市场萎缩、需求下降，下一步希望能够在出口退税政策及出口融资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事实上国家也正在这么做，前不久国务院就出台了“稳外贸八条”的措施。

　　不必太担心FDI波动

　　新京报：近期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连续数月同比负增长，有人说出现了资本外逃的迹象。你怎么看？

　　柴瑜：中国依然是全球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没有变，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近期出现的FDI下降主要是与美欧的经济大环境有关，是外部的原因。

　　应该看到虽然欧洲整体对华FDI下降，但德国、法国、荷兰等受债务危机影响较小的欧洲国家对华投资不降反升。同时，我国目前需要的不是普通的外资，而是需要那些符合产业发展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因此自身也有很大的选择性。所以我们对外资稍有波动的情况不用太过担心。

　　新京报：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近期频出宽松政策，我国资本流动是否会有转向？是否需要担心热钱的流入？

　　柴瑜：流动性放松是各国的一种策略，如果刺激经济比较有力的话，对我国的FDI增长是比较有利的。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再加上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控，热钱进入中国获利空间较小，预计不会出现热钱大量流入的情况。

　　特别指出的是，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个过程，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匹配，不能太过超前，否则在实体经济还没发展成熟的情况下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就可能像拉美国家那样引发“外债危机”。

　　B06-B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摄影

　　新京报记者 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