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儒学家金容沃论《中庸》

　　金容沃 生于1948年，是当前韩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者，曾师从国学大师方东美与汉学名家杜维明。他以现代脉络解读中国古典典籍，风靡全国，被称为金容沃现象。为了让韩国年轻人读懂中国古籍，他埋首以纯韩文进行译注的庞大工程中。

　　中国编辑任建成感慨，作为中国人，在40岁时才通读《论语》，50岁时编辑韩国学者金容沃的作品，才细读《中庸》，与华夏文化的精粹结缘，却经由异邦贤者，真可谓是礼失求诸野。

　　“倘若中国的人们和历史忽视《中庸》，便是拒绝自身生命的本源，而拒绝的结果，唯有死亡和败落。本人怀着对中华民族重建自身固有的价值，以及开辟人类历史新局面的殷切希望，将本书献给中国人民。”金容沃的《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中文版序言中这段话，相信很多中国人会有芒刺在背之感。

　　■ 书缘

　　《中庸》让他转投东方哲学

　　金容沃偶然读到《中庸》一书时，正值中国“文革”时期，23岁的他阅读至《中庸》二十六章（至诚无息章）时，“薄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掠入眼际，竟泪流满面，惊然愧觉自己多年来所学，非至善之物，于是，原本游曳于西方哲学的他，转身投入东方哲学中，并为之折服，只愿毕其生而深研之。在高丽大学毕业后，他又留学台湾大学、东京大学及哈佛大学，由西入中，渐入佳境，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取精用宏，卓然成家。

　　1982年，金容沃回到高丽大学哲学系执教哲学，他坚持穿着韩服站在讲台上，认为学术应该知道自己本民族之文化。为了让学生了解民俗艺术，传递自己民族的优良气韵，他将一些民间艺人请上哲学讲台。彼时韩国，正竭力追求现代民主，金容沃之举，对当时气氛颇具冲击力。

　　韩国的思想文化与儒家学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李朝五百余年的统治，儒学的礼仪和伦理道德观念已经渗透至社会各个方面，其国家理念就是儒教精神，对圣贤尊奉至极。随着李朝衰落，儒学思想也有所衰落。1945年韩国摆脱日本的殖民，开始自立，崇西脱亚之风极健，基督教文化亦得蓬勃发展。

　　而金容沃认为，儒家学说的智慧和哲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牢固地扎根在韩国人的心理深层结构中，在追求现代民主过程中，不可轻易丢弃。因此他以现代韩文解释中国经典典籍，却意外获得普通人的喜爱，其著作等竟登流行书排行榜。二十一世纪伊始，他在韩国主流电视上讲解《论语》、《道德经》、《金刚经》，风靡全国。

　　《中庸：人类的最高智慧》一书，是金容沃在《中庸韩语注解》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经验，为年轻人解释《中庸》，他认为《中庸》呈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阅读、理解它，将是一场人生革命，可以帮助年轻人重建人生。

　　在采访中，金容沃诚恳地说，相对于中国的同代学者，他是幸运的，他们在面对中国经典典籍时，需要做很多拨乱反正的工作，而他则需心怀敬意地研究解读。

　　■ 解读

　　被误读的《中庸》

　　在中国的思想典籍中，《中庸》，因其哲理思辨性和严谨体系性，成为《四书》中最难理解的一部。

　　同时，《中庸》又是被批判最多的典籍。尤其近代以来，中国人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隔阂日深，提起“中庸”，想到的可能是鲁迅的冷嘲热讽，声名着实不佳。北大哲学教授王岳川曾在文章中指出，在现代知识谱系和单维时间发展观上，“中庸”精神似乎显得落伍而不够现代，在人类新价值坐标中成为被边缘化的陈旧观念，这是建立在误读之上的偏见。其实，中庸有很强的法度和原则，不随便折中、轻易妥协，要求不偏不倚，择善持节，并且有很浓的人性仁爱意味，注重以内在的心灵之“诚”去把握世间万物。

　　■ 对话

　　“我对东方文化充满自信”

　　新京报：在介绍你的时候，人们会使用“国师”一词，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名号的？

　　金容沃：哈哈，我当然不是什么国师。我所做的，只是把源远流长的古典典籍，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讲给大家听，就好像是把古代的圣人孔子，请到了现代生活中，使人们与之为友，并且有时还会使用里面的思想来针砭时弊。现在人们丧失了对本土语言之根的感觉，所以，我的解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当然，我很乐意看到人们使用这样的词语，这说明，韩国现代社会比较西化，但还保留着儒家的生活习惯与价值。我在散步时，经常会有人很有礼貌地向我行礼。这样的事，在西方社会是很难见到的。也正是如此，我对东方文化充满自信，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已经深入在人们的潜意识里。

　　新京报：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执行的是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尤其在朴正熙时代，甚至禁止使用汉字，至2000年才全面恢复使用汉字。而你生于1948年，这样的气氛，对你的学习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金容沃：国家层面的政策，往往是流于表面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是不可能因为政策而消失殆尽的。传统的力量，不管你承认与否，都是客观存在的，渗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正如你所说，当时，现代化波浪冲击着闭关锁国的儒教文化圈——东亚国家，外来文化促使传统社会秩序走向解体，但是儒家文化没有因此而消亡。

　　我的家庭，是韩国非常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可以算是书香门第，而且，是一个侍奉基督的家庭，但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并非全然西化，我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汉学熏陶。事实上，这种社会气氛对我的学习研究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在我的学术之路上，影响我最深的，是我大学时代无意间去听了一门讲解《老子》的课，当时，有茅塞顿开之感，意识到东方文化之璀璨，引我至中国古典典籍的研究中。

　　新京报：大家对你的思想路径很感兴趣，尤其是其中一个似乎是矛盾的东西，你思想偏左，却又向往古典的中国儒学。

　　金容沃：这也不是什么矛盾，其实无所谓左右，之所以说我左，恐怕是认为我对朝鲜比较宽容。我是一个思想者，我希望自己能够将各种思想融会贯通，故而自觉不能有所偏颇，更不能根据某些政治立场来判断某种思想理论之优劣。

　　事实上，我年轻时代，正是韩国独裁时期，当时有头脑又有良知的人们，都会略有左倾，我们阅读马克思的理论，阅读毛泽东的语录，将其中的思想当做武器。后来当我接触到中国古典典籍，猛然发觉，其实中国哲学中就包含了激进的反独裁反专制的理念，比如老子的思想，那简直就是最激进的哲学了，反对一切组织与体制，同时又有浓厚的人道主义。

　　为学，当然得学最好的，因此，我对中国儒学的向往，自然流于言表。

　　新京报：韩国现在是亚洲基督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了，至少，从基督徒所占的国家人口比例上看，儒家文化似乎是败给了基督教文化，你是怎样看待这个文化现象的？

　　金容沃：这与当时具体的历史变迁相关。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后，所有韩国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国家，而儒家文化是与之前的李朝统治息息相关的，从立场而言，儒家文化与民主自由似乎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基督教则相反，它是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伴相随的，由此可见基督教对当时人们的吸引力了。

　　但我始终认为，儒家文化是浸透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是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你看，当韩国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之后，人们马上步入文化乡愁之中，我想我的作品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们可以让人们重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