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患者可获司法救济”

　　黄雪涛

　　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公益法律研究所（PILI）研究员。长期关注精神卫生立法，曾代理邹宜均案、徐武案、孙法武案等案件，被评为“被精神病”公益律师。曾发表《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

　　新京报记者 王姝

　　立法思路

　　医务界和司法界有分歧

　　新京报：从1985年起草算起，精神卫生立法走过27年。什么原因导致立法如此艰难？

　　黄雪涛：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立法高峰期。像精神卫生法这样立了27年的法律，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立法分歧。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宗旨是什么？对精神障碍患者，法律设计是社会管控的思路，还是维护他们基本权益的思路？具体而言，就是关于非自愿住院标准的分歧。谁有权力把人送到精神病院？谁有资格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医务界和司法界有分歧。

　　新京报：分歧表现在哪？

　　黄雪涛：比如患者的决定权。医务界认为，一个人该不该住院，该不该出院，取决于患者是否有自制力、是否恢复了自制力。至于患者自制力如何判断，当然由精神科医生说了算。所以，一旦有证据证明一个人失去了自制力，就可以强行收治。而司法界认为，患者的基本权益也应得到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有自愿住院和出院权，精神科医生不能越权，无权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行为能力。

　　新京报：医务界和司法界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

　　黄雪涛：确切地说，至少在2008年以前，由于关注的人不多，精神卫生又相对专业，所以立法一边倒。国家大法虽然没有出台，可地方立法很活跃，上海、宁波等地都制定了《精神卫生条例》。但是，地方立法多是用医学思维，而不是法学思维制定的。比如，上海的《精神卫生条例》就写明，患者决定权以是否恢复了自制力为前提条件，以自制力作为患者自主权的标准。追根溯源，近几年出现的“被精神病”事件，根源固然很多，但必须承认，“自制力”标准是主要根源。

　　新京报：2008年之前，是医学思维立法占了上风？

　　黄雪涛：可以这样说。我在2006年代理邹宜均案时，正式介入精神卫生领域。仔细研究了各地的《精神卫生条例》，当时的精神卫生立法水平，让我很吃惊，跟邹宜均相同遭遇者大有人在。由于强行收治没有法定程序，送治人比如近亲属，加上院方，二者就能限制一个所谓的疑似患者的自由，结果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被收治，暴露出了可怕的制度漏洞。

　　新京报：“自制力”标准主导立法，这种局面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

　　黄雪涛：周铭德案、邹宜均案等，都不是个案，表明当时的精神卫生制度设计有问题，存在制度漏洞。所以，不能单纯地指责医务界，也不能指责法院，堵住制度漏洞才是正解。我一直呼吁从立法层面，堵住漏洞。可2007年时，觉得很寂寞，呼应者很少。2008年孙法武案、王静梅案发生后，局面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媒体、公共知识分子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2009年3月，精神卫生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工作计划，围绕非自愿住院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进入高潮。

　　到去年草案终于出台时，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应实行自愿原则，已经成为共识。“自制力”标准强行收治时代，终于终结。

　　去年，司法实践多起改判，比如深圳郭俊梅案、重庆周荣焱案等，庭审不再像之前的司法实践，纠结于是不是有病，而是医疗机构收治时，是不是履行了审慎审查责任，这充分证明了公共关注的力量。

　　法律亮点1

　　“住院自愿原则”是突破

　　新京报：去年10月、今年8月、本月，草案历经三次审议。最重要的立法突破是什么？

　　黄雪涛：这次立法，最大的突破就在于，明确了住院实行自愿原则，即精神障碍患者拒绝住院权。而且，设定了非自愿治疗的实体条件，也就是在哪些具体情形下，才可以把人送进精神病院。再有，亲属送治权、精神障碍鉴定等，立法都有修改和完善。

　　法律是一视同仁的，精神卫生法之所以把精神障碍患者划分出来，视其为特殊人群，目的是为了保护弱者，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而不是为强行收治开便利之门。这才是立法宗旨。虽然前20年走了“自制力”标准弯路，但本次立法回归本源。

　　法律亮点2

　　是否住院不由医生定

　　新京报：三次审议，哪些条款引发了争议？

　　黄雪涛：主要集中在非自愿治疗标准。征求意见稿设定的标准是：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这里提到的“扰乱公共秩序”，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质疑。因为很多行为，比如投诉检举不实、网络不当言论等，都有可能被当成“扰乱公共秩序”。

　　一审稿采纳了这些意见，删除了“扰乱公共秩序”，重新设计了非自愿治疗标准：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或者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其中提到的“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再一次引发了质疑。因为如果不住院，是不是就不利于患者治疗？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医生手里，医生权力有被滥用的风险。

　　结果二审稿删除了这个规定。这是又一个重大进步，意味着非自愿治疗——这个纠结多年的问题，不再由医学标准界定，而是要执行法律规定的实体条件。

　　法律亮点3

　　患者可以获得司法救济

　　新京报：其他条款有没有类似争议？

　　黄雪涛：再有就是亲属送治权，也就是谁有权把人送进精神病院？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是：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其中提到的“监护人”，争议比较大。按照法律规定，监护人的顺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看起来很好认定，可实践中，由于认定程序缺位，也就是谁来确定监护人，没有相关规定，所以医生极有可能直接把送治人当成监护人。

　　立法者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一审稿删除了“监护人”，同时把送治权调整为：近亲属可以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疗机构；当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立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个人认为，精神卫生法有两个“端点”，一个是患者的权益和自由，另一个就是社会正常秩序，法律必须让两个“端点”保持平衡。所以，对于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疑似患者，必须有人、有机构出面负责，把他送进医疗机构，进行诊断。那么谁出面负责，这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一旦发生误诊、错诊，不该收治的被收治，当事人如何自救？

　　这个司法救济问题，新刑诉法已经指明了路径：对因患有精神病而不负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是否强制治疗，应由法院开庭审理、鉴定确认并作出决定。

　　新京报：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被收治，本次立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黄雪涛：其他国家和地区成熟的精神卫生模式，政府有兜底监护责任；社团等中立机构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台湾有强制医疗委员会，由医生、社工、律师、病人等组成，负责审议谁该被非自愿强行收治。

　　应该看到，目前的精神卫生法，虽然跳出了生物医学视角，回到患者权利视角，但还是在家庭、医院两个点上转来转去。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负担很沉重，如果家庭无法尽责，谁来维护其权益？如果近亲属侵权，谁来替患者提起诉讼？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政府的兜底监护职责，需要发挥残联等社会团体的作用。

　　【相关案例】

　　邹宜均案

　　2009年3月2日，邹宜均案在广州白云区法院开庭。2年多前，邹宜均被家人从深圳送至广州的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3个月。后在朋友帮助下“飞越疯人院”，出家为尼并状告家人与医院。邹宜均认为家人是为了占有她一笔20多万元的离婚赔偿金，而家人认为是她患病了。

　　孙法武案

　　2008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2007年，孙法武因赴京上访被“接回”，之后在泰安市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3个月零5天。在家人多方投诉，孙法武答应不再上访后，被放出。

　　周铭德案

　　2009年3月，周铭德在北京上访时，被截访者棍棒打昏、绳索捆绑后，送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当晚被注射镇定剂等多种药物，并一直被强制注射至出院。

　　徐武案

　　2011年4月，徐武逃离关了他四年的武钢第二职工医院，到广州试图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不到十天被武汉警方带走。据徐武介绍，他与单位打了两三年官司被莫名送进精神病院。

　　高作喜案

　　2007年12月，内蒙古民警高作喜在公安分局值班室，被6人(其中4人是民警)针扎昏迷关进精神病院。高作喜认为自己“落入一个设好的局”。几年来，他坚持向“设局”者讨说法。

　　彭宝泉案

　　2010年4月，因拍摄群众上访照片，湖北十堰市民彭宝泉被派出所带走，次日凌晨被派出所送进精神病医院。2010年4月22日，经北京安定医院专家确诊，彭宝泉没有患精神病。

　　陈国明案

　　福建邵武一家金店老板。2011年2月的一个晚上，他被妻子下迷药，醒来后人已在精神病院。住院第三天，他的五百多万财产被妻子变卖转移。近两个月后，医院对他做出“无精神病性症状”诊断。

　　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