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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区溯源
上苑画家村,位于昌平区兴寿镇,是一处以上苑村、下苑村为中心,涵盖东新城村、秦家屯村的艺术家群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画家汪建中第一个定居下苑村至今,已经有约200名艺术家在此居住、创作和生活,包括钱绍武、王华祥、田世信、邓平祥、贾方舟、李向明、申伟光等知名艺术家,以画家为主体,还有雕塑家、书法家、诗人等。
早期定居画家村的主体是中央美院的老师。上苑画家村艺术家整体学术水平较高,其中不少在业内已颇有声名。曾经举办过上苑画家工作室开放展。2011年成立上苑艺术家联合会。在刚刚过去的昌平区第九届苹果文化节上,举行了上苑艺术家精品展。
艺术家来了
秋日午后,通往上苑画家村的怀昌路上,两排高大的杨树带来的树影与光影扑面而来。“上苑”,古时为皇家狩猎游乐之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块地方的独特山水吸引画家汪建中产生了在此建立工作室的想法。“经过一条两边生长着高大笔直的新疆杨的乡间小道,三两拐便到了桃峪口水库的大坝上,但见清风习习,波光粼粼,湖水荡漾……不曾想京北还有这样一片令人心动的地方。”汪建中在其《圆梦的历程》一文中这样回忆。
汪建中定居下苑村一年之后,中央美术学院老师王华祥也在下苑村购置了一所废弃的小学,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就是今天的“飞地艺术坊”。当时的上苑乡(后撤乡并镇,上苑乡并入兴寿镇)政府和下苑村领导希望有更多的文化人到村里盖房居住,于是拿出村中的闲置用地卖给来此定居的艺术家并颁发土地使用证,于是一批相互结识的艺术家逐渐聚集到下苑村。
油画家、艺术批评家邓平祥也是在那时决定在此定居。此前,作为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一直湖南北京两头跑,“当时来看感觉环境非常好,手续非常简单,知道你的身份,够资历,马上就给地,一个艺术家最多给两亩地”。兴奋之余,邓平祥还特地写了一篇《燕山造屋记》。“那时来买地盖房的主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十几个人,包括钱绍武、田世信,以及当时的中央美院副院长杜键。”邓平祥回忆说。这也使得上苑画家村从一开始就是由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自发形成的艺术群落,这是它与其他艺术村落明显的不同之处。
在乡下做一个“乡绅”
邓平祥说,艺术家群体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自古以来就爱在郊外盖房居住,像杜甫栖居草堂、陶渊明隐于柴桑,似乎天然有一种要和自然结缘的愿望;法国巴黎郊外的巴比松,也曾经聚集了一些如雷贯耳的艺术家,现在成了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
来自天津的职业艺术家吴祖光也一直想找一块和城市不一样的地儿。他刚来下苑时,“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房子,村子边没有院墙,就像世外桃源,空间大,走路都特痛快”。于是2004年他把全家都搬了过来,连儿子都送到了村小学和村娃们一起读了两年书。
来到上苑一带的艺术家多为寻找一个好的创作环境和作品展示空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研究员田世信已经在此居住了14年,在下苑村的院子里,摆放着他不同时期的雕塑作品,房间里还有一个专门的作品展示厅,两个大的工作间摆放着他近年创作的大漆脱胎彩绘作品。他希望有个更大的展示园放这些庞然大物的作品,但一直没有实现,不过“现在有这块地也不错”。
田世信说,知识分子入住乡间在解放以前很普遍,一个“乡绅”在乡下,有开放的思想和意识,能够很自然地进行文明输入,但之后这种自然的文明输入就中断了。因此,“我们来上苑绝对是一件好事”。
被艺术改变的村庄
艺术家们的到来确实为村庄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在下苑村老支书王启昌看来,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厕所进屋了”。原来村里家家户户厕所都在屋外头,艺术家来到后,都是在屋里安装抽水马桶,“现在我们也都把厕所搁屋里,改成了抽水马桶了”,而南边临近的村庄还不能接受厕所设在屋里的生活习惯。
王启昌说,画家的到来让村里得到了实惠,也让老人小孩见了世面,像画画做雕塑,看着都不再新鲜。他还曾经组织村里的孩子开过美术班,办过画展出过画册。现在,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的艺术家们还会定期给这里的中小学生讲课。
经济上的实惠也显而易见,比如村里有了超市、更多的饭馆,道路宽了平了,用电线路扩容、宽带安装等都优先安排。目前村子里已经没有闲置地块,新来的艺术家和艺术学校的学生都要租赁闲置的民房,村中80%的村民都有租房收入。这些天,村子里仍四处可见正在盖起的房屋,将来用于出租。
下苑村村民王宝珠、刘秀芬夫妇最直接地接受了这些现代“乡绅”的文明输入——他们成了农民画家。
王宝珠以前开小卖部,画家们经常到他家买东西,接触多了,他也经常开着小面包车帮画家拉东西,带他们进城看展览,798、中国美术馆经常去。后来,在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向明和美术理论批评家、策展人贾方舟等人的鼓励下,他们也拿起了画笔。艺术家们最初给他提供颜料画笔,绷布刷胶等基本技术也是从头学起。从2007年至今,王宝珠夫妇已经画了100多张画,最高一幅画卖到了2000元的价格。如今,王宝珠还经常和这些知名的艺术家切磋,艺术家们有时候也会来家里串门,和他聊天。村民陈德明曾经到雕塑家田世信的院子里做木匠活,通过“偷师”和点拨,现在也搞起了雕塑创作。
邻里之间:融入与摩擦
艺术家们住的时间长了,渐渐和村庄融为一体。初到上苑村,随便问街边的一个村民,哪个画家住哪儿,都会很快指点出确切的位置,“那棵大树那院就是某某家”。老书记的儿子办婚宴,艺术家们也会凑热闹去喝喜酒。
很多艺术家的院子装饰也多了一些村庄元素。李向明的家里有一对劈开的巨大的空心树干,这是他从村民那里买的死掉的老柿子树干,用一条金黄色的铁链连接两半放在屋里就有了那么点儿味道,他说这像一对老情侣。雕塑家田世信的院子里也陈列着一尊他给老支书王启昌雕塑的头像,王启昌家里也摆着一个。
摩擦和矛盾当然也会有。艺术家的房子起高了,窗户的朝向对着村民家的院子,村民有时就会前来交涉,希望得到一些经济赔偿。但艺术家们不太愿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满足了一家,可能还会有其他相关的人来继续“索赔”,无穷无尽。邓平祥觉得应该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对待这个问题,“毕竟这个村庄是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我们进入到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空间,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 记者手记
当“乡居”理想遭遇琐碎乡事
在上苑画家村,采访到的每个艺术家几乎都提到了“乡绅”这个词语。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体系的守望者,乡绅起到了维系地方认同感与中国传统价值在乡村传承的重要作用,他们把自己从城市回到乡村居住看做是文明的再次输入。
但是,此时的乡村已经不再是彼时的乡村,正如艺术批评家邓平祥所言,经过建国后多次运动的中国乡村,文化作为一个结构被消灭了,乡村对文化价值以及传统道德的敬畏感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当这些希望守望精神家园回输传统文明的艺术家们来到乡村时,就不得不面临一些听起来啼笑皆非却又棘手的问题。大部分农民对于艺术家们仍然尊敬且崇拜,因为这实在是一个离他们太遥远的身份,但是随着居住时间的推进,有的村民知道了艺术家的画很卖钱,知道了艺术家买的地很便宜,于是有些村民会想出各种方法找艺术家们要钱,比如在艺术家门口放几棵树苗,说是老师的门挡住了他的树苗,要一棵按多少钱算,他就把苗挪走。
还有土地问题,当年,当地政府为吸引知名艺术家,给予了优惠的土地政策,但是艺术家们至今仍为没有明确的土地政策而觉得安全感不够,如今土地价值升值,农民们也觉得艺术家们占了便宜应该给些补偿,所以有的就会借盖房子的事情为由索赔。这就有些像当年宋庄的那个经典的房产官司,当初便宜卖房的村民在房价上涨后想以法律禁止宅基地买卖为由收回卖出的房子。艺术家和农民作为矛盾双方,既是互惠的也有因为历史问题造成的牵扯不清的纠结,当艺术理想遭遇琐碎乡事,对于文化的守望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村里画了很多幅二十四孝的宣传墙画,但是对于传统的回归对于文化的敬畏显然不是几幅画面能解决的,作为中间人的政府如果能以巧妙的智慧分别尊重艺术家的个性又保障村民的权益,那么新时代的乡居理想或可实现。
■ 入驻者说
艺术来到乡村是重要事件
●邓平祥,油画家、艺术批评家
艺术自愿来到农村,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把乡绅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了,现在的文化人就像当年农村的“乡绅”。精神文化的价值靠什么人守望?是要靠有文化和威望及有道德形象的人守望。在我的老家湘潭,王闿运、胡庆元等大学问家辞官后归隐山林回老家盖房子,这种文化的东西扩散要影响。齐白石早年到胡沁园家干一年的木匠活,胡沁园发现他的天赋,于是几个艺术家出钱,写推荐信,这才有了后来的齐白石。
不过,现在我们住在这里还是冒着风险的,没有安全感,因为当初拿地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整个政策没有明确说城市户口在农村购地是否合法。
应该鼓励文化人的自然流动,让他的文化带动当地人,刺激他们的思考,让村民们想想为什么这些人的生活很有意思,经济上不错,是因为文化和知识的原因。
对于政府规划,大部分艺术家还是想保持自己的特色,又希望政府有一点支持,比如美术馆,规模再扩大一点,配套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好的超市、交通或者公交车起始站,现代设施比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希望上苑画家村能扩展到300个画家,更希望有一些有成绩的画家来这里。
尊重艺术家个性生存环境
●李向明,画家,河北省美协副主席
当初搬进来没想到有一些问题,现在也不知道哪天会发生什么。我这块地是集体用地,挂牌做个公司可以,作为住宅是不合法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室实际上是个车间,这么理解也是合法的。
上苑的发展缓慢不是因为起步晚,2000年我们搞开放展时只有14个人,当时宋庄都有很多画家过来,隔了一年宋庄才开始启动,在上苑的影响下开展起来。但是一味地搞开放展,大家成了个被旅游的对象,什么也干不了,没法搞创作,后来开放展就做得不特别理想,在这种状态下宋庄盖了美术馆,发展了起来。如果上苑有个美术馆这样的空间,哪怕仅仅是个展览的场所,能做很多集体的活动,就能吸引很多人到这里来,也能形成一定商业价值。
希望政府对上苑的规划也尊重艺术家的需求,按照艺术家的个性化生存环境给予支持,而不是规划一个环境让大家住进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范烨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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