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改革八点建议

　　今年8月下旬，媒体发起了新一轮对奥数的声讨，北京市立即采取了严厉措施禁止奥数和小升初升学挂钩，并表示将在今年秋季出台推进“小升初”入学的改革办法。正是由于这个新的变化，使得公众对这一轮小升初政策调整寄予很大的希望，同时也有很大的顾虑：禁止奥数不能“拼孩子”了，那么，在“拼爹”之外还能拼什么？如何走出不拼孩子就拼爹的死胡同？日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我们需要怎样的小升初政策”研讨会，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改革现行的小升初政策。

　　■ 新闻链接

　　8月18日起，中央电视台对奥数乱象进行了连续报道。

　　8月21、22、23日，《人民日报》接连三天对奥数进行批判，众多媒体的关注一直持续到现在。

　　8月21日，北京市有关部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将采取四项措施，坚决治理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重申三个“禁止”（禁止学校直接或变相采取考试，特别是将奥数等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的招生行为。坚决禁止公办学校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奥数竞赛等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坚决严禁公办学校教师参与此类培训班活动）。同时，有关部门责任人还表示，从即日起到10月31日，全市所有涉及奥数的培训将暂停。

　　8月30日，北京30所示范中学负责人向社会郑重承诺。

　　9月3日，著名“坑班”仁华学校宣布注销，一些知名培训机构的奥数班也相继暂停。

　　“奥数课变形计”陆续上演

　　前一阵紧锣密鼓的措施让煎熬在“小升初”激流中的家长们看到了曙光，他们期待新一轮的小升初中，能够较大范围地实现电脑派位或者其他更加公平、合理的选拔措施。

　　9月份开学之后，“奥数课变形计”陆续上演，“拓展思维”、“快乐数学”等成为了不少培训机构的招牌课程，但无论是教材内容还是授课老师，都与原来的奥数课一模一样。

　　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对9062人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31.7%的人看好严治奥数。21世纪教育研究院项目负责人袁芳艳认为，2012年北京市部分区县通过创新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发展，但小升初择校的问题仍很突出。1995-2011年，市教委数次禁令并未真正实现奥数成绩与小升初脱钩，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便是治标未治本，改革势在必行。

　　对于小升初的改革方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周金燕认为，应该是学校教育制度有所改变，应该提供一种能够满足部分相对优势的、有择校要求的人群的需求。“因为不能指望公立学校不仅要提供公共物品性质的教育，同时也提供私人物品的教育，这就是矛盾和问题所在。”

　　想享受更好服务可去民办学校

　　对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教育部的主张就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家长想要自己花钱享受更好的服务，自己开小灶，到市场上去满足。这个概念在很多城市已经实现了。现在，成都、上海、广州小升初竞争的对象主要是民办学校（也包括一些现在为民办的“转制学校”）。公办学校实行的是平等性政策，民办学校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有招生自主权，实行的是选拔性的政策。

　　某个“小升初”论坛上，有网友这样比喻：北京小升初，除就近入学电脑派位以外，可以分为“拼爹”、“拼孩子”、“拼命”三种。“拼爹”包含共建生、条子生、以学区房和择校费择校；“拼孩子”包含占坑、推优、特长；“拼命”的则是非京籍学生了。那么，禁奥之后的小升初政策会有怎样的调整，教育界人士及家长们都拭目以待。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八点建议

　　1.以公开讨论、听证会为决策服务，制定“小升初”新政；

　　2.继续严肃治理奥数，禁止各类学科竞赛与“小升初”入学机会挂钩；

　　3.扩大公办名校划片就近入学的比例；

　　根据教育部“教八条”跨区招生比例不得高于10%的要求，公办学校就近入学的比例整体应当达到90%。建议2013年名校就近入学的比例不低于50%，2015年达到90%。

　　4.禁止公办学校收取任何形式的“择校费”；

　　5.逐年减少直至取消“共建生”；

　　建议逐年减少“共建生”指标，用三年时间取消这一特权，禁止以权择校。

　　6.改革推优、特长生招生政策；

　　建议从2013年起特长生不再加分，逐年减少推优的比例，最终控制在5%以内。

　　7.落实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的政策；

　　将示范性高中的部分招生指标下放到各个普通初中，是缓解对初中名校竞争的关键措施。“教八条”要求下放的比例应不低于30%，建议北京市“指标下放”的比例2013年达到30%，2015年达到50%。

　　8.以信息公开为抓手，进行社会监督和问责；

　　建议细化教育信息公开的办法，明确“小升初”过程中信息公示的内容、责任机构与责任人。建议公办学校必须公示捐资助学费等择校费收入数量、使用和管理方法，遏止以钱择校。

　　■ 各方看法

　　待遇问题是目前教师流动瓶颈

　　●郜岭，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凡是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很难忘记这样的场面：孩子在路上吃饭，快餐基本都尝遍了。有时候数学不会了，还要请家长做一做，这么大年龄的老奶奶还要算奥数题，然后再教给小孩子。家里还在争，爸爸说该学，爷爷说不该学，对孩子真是煎熬。孩子也非常累，都睡着了。

　　严格治理，一个是严格执行就近入学，取消“三好生”等称号与升学挂钩，公办中学逐步取消共建生和择校生，各种特权部门在它的居住地周边一定有小学、有学区的，可以直接就近入学。还要治理中小学与各种培训机构所谓的“合作”。

　　第二是关于示范高中招生分配。广州市将20%名额下放，每一所普通学校前20%的学生可以上到优质高中。北京市现在是将10%的名额分配到普通学校。安徽省招生政策中，2012年实行的是示范性高中70%的名额分布到各个学校去。

　　还有教师区域内流动，比如说学区内流动，行政区域内流动，所谓优质校和薄弱校之间的流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可以互相流动，这里的瓶颈是教师待遇问题。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差别不大

　　●张华，某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人士

　　小升初这个事咱们年年都在议论，不管是学校，还是区一级教育管理部门，市一级教育管理部门都如临大敌，如履薄冰，年年都要在这惊心动魄地干一阵子。小升初取消考试的头两年矛盾没有这么突出，因为当时参加派位有70%左右。现在的情况则是稍微好一点的小学到4、5月份时，班里只有个别学生不知道自己去哪了，于是矛盾就突出了。

　　结合北京市的情况，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以北京市为例，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差别真能大到我们这些家长奋不顾身去选择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差别没有达到那么大。因为我工作的性质，一直在这努力去均衡的，不管硬件还是师资，北京市教师学历资格远远高于全国其他的地区，不是差距真那么大。

　　第二，是不是全体人都涉及小升初问题？在北京事实上大约有10%—15%的应届学生有小升初的焦虑，在远离中心区的地方矛盾没有这么大。第三，这真的是教育问题吗？其实小升初的问题不是教育问题，折射的是社会矛盾，根源还是在社会。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