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越自由，经济发展越均衡”

　　【核心观点】

　　户籍制度所导致消费的损失大约占GDP的1.8%，而我们每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0%，也就是说这1.8%相当于我们每年经济增长部分的1/5。

　　每年有1/5经济增长在“流失”

　　新京报：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到政策层面上，最相关的就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陆铭：当前中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政策上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我们现在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有限制的。劳动力就是一大生产要素。经济学里面讲，劳动力流动可以带来地区间的均等化。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了劳动力进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四川工作的人，看到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收入高，可能会到北京和上海去工作,这就是劳动力流动。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当到北京去挣的钱，扣掉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四川一样就不会去了。劳动力越是自由流动，地区间的经济从人均意义上收入越是均衡。如果我们说管住不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目前造成的结果就是高技能、高收入的人群是管不住的，比如硕士毕业、博士毕业的人，留户口总是能留的，户口问题主要限制了低收入者。

　　低收入者被限制住，高收入者都到北京、上海去。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速度快，当算人均收入的时候，大城市人均收入增长比小城市的更快了，实际上这反而不利于收入差距缩小，也制约了那些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

　　新京报：户籍壁垒到底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陆铭：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在城市里形成新二元结构，就是有当地户籍的人和没有当地户籍的人。在这两类人群之间存在几个问题：我们研究发现，在一个地方，没有当地户籍的人比有当地户籍的人，对政府、社会的信任程度更低。我们还发现，外来人口的幸福感也是更低的。在大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外来人口的聚居现象，这对城市的和谐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

　　从经济方面来讲，我们今天总是讲中国内需不足。之前，我们研究比较了所谓的“外地人”和“本地人”消费的情况。如果这些人在年龄、性别、收入这方面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当地户籍，我们发现，一个“外地人”的平均消费要比“本地人”低30%。

　　新京报：户籍问题为什么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

　　陆铭：有几大原因：第一，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流动性很强，一些耐用消费品就不买了，或者就是租也不会买；第二，没有当地户籍的人社会保障覆盖率是很低的，低于10%，他就比本地人要更加存钱去防止养老和生病。尽管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扩大，这个扩大是指城里人，并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第三个原因，一般来讲，人们的收入应该是越来越高的。当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借钱消费，未来再还掉，这是人们通常的行为。但对于外地人来说，如果不能在城市定居的话，就必须要回老家。回老家以后，他们的收入可能会比现在在城市里打工大大下降的，所以他们会存钱，以防止未来收入的下降。

　　据我们测算，户籍制度所导致消费的损失大约占GDP的1.8%，而我们每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0%，也就是说这1.8%相当于我们每年经济增长部分的1/5。

　　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想到研究人的幸福感呢，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有联系吗？

　　陆铭：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收入或者人均GDP水平提高了，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快乐了？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是没有，回到中国来说，有些人发现收入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幸福感甚至在下降。这里面就要问为什么？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解释，就是认为跟收入差距有关系。中国在变得更富的时候，收入差距也变大了，前者让我更加高兴，后者让我更不高兴，总的来讲就是两个效应给抵消掉了。

　　新京报：存在收入差距是绝对不好吗？

　　陆铭：要看收入差距是不是跟你的身份有关系，如果是跟人的身份没关系的收入差距，其实对社会来讲是好事，它会激励我努力工作，获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当社会当中有一种收入是你能得，而我不能得，你又变得比我更加富了，不公平的因素存在了，我就不高兴了，这个在中国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户籍。

　　新京报：户籍问题是否也影响到收入分配？

　　陆铭：如果涉及到行业收入差距，我们要研究很多变量，不只是户籍一个方面。第一，户籍会阻碍你进入高收入行业。第二，就是社会关系，我们会发现社会关系比较丰富的人，比较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第三，政治身份也很重要。

　　一些人现在对收入差距的不满，并不是对差距本身不满，而是对由不公平因素导致的差距感到不满。我们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不只是因为教育差别导致的，同时也是一些不公平竞争因素导致的，所以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改革？

　　陆铭：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速度、降低门槛。因为户籍问题，上海人才流失，很多高端人才都留不下来，这不利于上海的经济发展。北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加快速度，也要降低门槛。核心是要不要设立技能标准。

　　上海给户籍打分的时候，必须要具有技能职称，或者技能的证书。我经常举例子，在餐馆里面的服务员，或者捏脚店捏脚的工人，送牛奶的，有什么技能的证书？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些人你需要吗，肯定也是需要的。

　　如果说我们不需要了，从宏观来讲，经济增长会受影响；从微观来讲，城市人的生活会受影响，当你把这些人赶走的时候，剩下人的服务价格会提高，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购买力。

　　市场调节可防止城市“爆炸”

　　新京报：关于户籍改革，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改革举措，你怎么看？

　　陆铭：当“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外来人口就变得不高兴，其实我同时也发现了，有当地户籍的本地人也变得不高兴。

　　“本地人”有两个效应，第一，他是强势的，他比别人越好的时候他越高兴。第二，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甚至犯罪率上升，强势的人也不高兴。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既没效率，也不公平，也不和谐。

　　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主要矛盾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我们现在避重就轻，中小城镇放开户籍，这起不到多大作用。中小城镇创造就业和收入的能力比不上大城市，人们为什么要去？

　　新京报：有人认为户籍制度一旦放开，城市会爆炸。

　　陆铭：不会的。这里面有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当户籍制度慢慢放开的时候，因为土地有限，地价、房价慢慢往上涨，涨到有人觉得这么高的房价，在这里生活已经不如回老家了，这个就是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城市规模。

　　当一个城市放开以后，土地价格和房价的上涨，会连带使得生活成本上涨。如果生活成本上涨，抵不过一个人到这个城市里面所获得收入的时候，就不来了。

　　新京报：生活成本上涨，会不会影响到城市发展？

　　陆铭：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国家反过来补贴低收入者，通过补贴这部分人增加城市服务业的劳动供给，把城市的活力和生活质量提升了，而这个城市，活力和生活质量反过来有利于高收入者。

　　说通俗点，高收入者雇得起保姆，下得了饭馆。这时，一方面经济增长上去了，一方面也解放了他的生产力，他可以多点时间去看书工作，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享受生活。表面上，政府在补贴低收入者，实际上间接也让高收入者受益，最后城市发展起来了。

　　均衡发展不应阻碍生产要素流动

　　新京报：我们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在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你为什么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大城市？

　　陆铭：我的研究表明，越大的城市，越能够提高就业的概率。

　　当一个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时候，居民个人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这在经济学里面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或者教育的社会回报。

　　新京报：城市间经济的发展难道不是应该尽量均衡吗？

　　陆铭：当经济资源被行政干预从大城市到了中小城市，从沿海延伸到内陆的时候，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下来了。

　　我们常说要均衡发展。但是实际上，反而没有均衡。因为在人均意义上讲，越是阻碍生产要素的流动越是没平衡。只有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让城市去发展，它是更加有效率，而且是更加平衡的。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万国 范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