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清 工资协商需要立法保障

　　陈福清

　　2003年，陈福清调研摸索在当地建立工资协商机制，最终代表浙江温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职工，与企业协商谈判签订工资协商协议书。2008年，浙江省在全省范围推广温岭经验；2009年，全总下发文件，在全国开始推广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同题问答

　　1.这十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得到了很多荣誉。

　　2.这十年，最美好的事儿是什么？最不愿回忆（看到）的是什么？

　　2003年工资协商结束后，工人说，“现在可以明明白白做工，清清楚楚拿钱。”蛮感动的。

　　最不愿看到，还是有不少企业不理解工资协商，不愿意谈。

　　3.未来十年，你对个人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将来即使不做工会工作，还是要帮工会出出点子。

　　4.未来十年，你对国家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工资协商，要呼吁国家立法给予保障。

　　陈福清，这个名字已经和“工资协商”联系到了一起的老人，笑言自己是“老来红”。

　　1998年下岗，成为工会“临时工”，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成为全国典型。今年62岁的陈福清说，自己永远不会“退休”。他热爱工作、珍视荣誉，也知道荣誉意味着更多的担当与责任。

　　工人上访率如今为零

　　今年9月，陈福清正式卸去了温岭市新河镇工会常务副主席的职务。按常理，这算是退休了。不过工会、镇上的领导都挽留他，说工会离不了老陈。

　　陈福清说，自己搞工资协商10年，做工会工作32年。“有感情，哪能说走就走。”

　　就这样，老陈还是留下了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的头衔。待遇上算是退休，但该做的工作照样得做。

　　镇上的工人有四五万名，可工会人手少，很多都是兼职，像老陈这样专职做工会的并不多。陈福清算了算，自己一天跑一家，3年才能把镇上所有的这些企业跑过来。而企业厂区大都分布在镇上方圆三四公里的道路周边，自行车就成了老陈必备的交通工具，这一骑就是10年。自行车已骑坏了两辆，如今已是第三辆了。

　　温岭是浙江东南沿海一个县级市，尽管人口不过123万，但却有企业两万多家。所属的新河镇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羊毛衫加工作坊。到2002年时，劳资纠纷呈上升趋势。这时候，工会就成了调解纠纷、缓和矛盾的重要力量。陈福清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走上了历史舞台。

　　长达数月的入户走访、前期调研，多次协商协调。最终，2003年8月8日，在当地镇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委员会主持下，陈福清代表12000多名职工与行业协会签订了《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工价）协商协议书》。

　　“以后每年，这样的协商都会举行一次，工人工资每年能增长10%左右。2003年当地因工资问题上访有17批次120人，可从2006年至今，上访率为零，工人、企业，政府来说，实现了三赢。”陈福清说。

　　2002年，当地的工人最低工资612元，2003年第一次工资协商后，最低工资达到了800元。而到现在这个数字已增长到1600元。

　　法律保障才有底气

　　老陈是闲不住的人，工会做了十年，他也琢磨了十年。陈福清认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是做工会工作的重要保障。

　　2003年最初搞协商的时候，企业不支持，他请党委领导出面，做民主恳谈。工会自身缺少监督手段。为此，新河镇成立了工资集体协商领导监督小组，组长由当地党委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副镇长担任。小组成员包括了当地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有了这个监督小组，也就有效地保证了工资协商的落实。随着协商机制的建立，企业老板渐渐理解接受了这种模式。

　　陈福清认为，工会还是缺乏底气，工资协商机制的建立，还需要建立一套法律保障机制，从立法的层面确立工资协商的机制、模式。他说，自己现在还有精力，想更多地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工资协商，加大相关的立法保障。

　　新京报记者 韩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