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十年“剩闲”三杯“茶”

　　周瑞金

　　2006年1月25日，以“皇甫平”的名义撰写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的评论，引发关于改革的新一轮讨论。周瑞金，浙江平阳县人。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春，以“皇甫平”为笔名，《解放日报》头版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

　　同题问答

　　1.这十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学会了使用博客等新媒体发表文章。

　　2.这十年，最美好的事儿是什么？最不愿回忆（看到）的是什么？

　　最美好的就是自己动手烧了三杯“热茶”，不让自己一走茶就凉。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就是目前出现的社会乱象，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

　　3.未来十年，你对个人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继续写作，继续为中国改革鼓与呼，对于我来说，一支笔，就是生命的价值。

　　4.未来十年，你对国家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希望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集体能排除障碍，锐意改革，重点放在搞好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上，为下一步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重点阶段奠定基础。

　　要想茶不凉，自己烧茶喝

　　新京报：中国有句老话“人走茶凉”，刚刚过去的十年，也差不多是你退休后的十年，有没有“茶凉”之感？

　　周瑞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有人担忧，我却求之不得，我坚信“人一走茶必凉，要喝热茶自己烧”。我不求组织再给我安排什么工作，一退下来就回上海，与家人一起。我干自己喜欢的事，可以说，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我是十年成“剩闲”（圣贤的谐音，取“剩余的闲人”之意），所以烧了三壶热茶。

　　新京报：这个说法倒是新鲜，烧了哪三壶热茶？

　　周瑞金：第一壶是“别有滋味的微观经济茶”。退下来有国企聘我当独立董事，有民企聘我当顾问，十年的国企独立董事经历和民企顾问的体验，让我深入了解了国企的弊端，和民企的艰难，也深切了解了“国进民退”的症结所在。

　　第二壶是“人生跨越的网络评论茶”。

　　我在主流媒体从事一辈子新闻评论工作。从2003年开始，我进入了网络媒体和都市媒体的新闻评论领域。一进入网络，即时的信息传播，开放的思维方式，多元的价值观念，交互的创新意识，包容的承受心态，激扬的文字表达，多维的视听景象，把我深深地吸引住，舍不得离开。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我这个从事一辈子报纸工作的老报人，今天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已不是报刊杂志平面媒体，而是网络媒体（包括手机媒体）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跨越。

　　第三壶是“滋养人生的静坐修道茶”。我曾写了一副对联自勉：“读书足以养老，至乐莫如静观”。这里说的“静观”，就是在南怀瑾老师指导下，修炼静坐内观，即是一种传统的修身养性文化。

　　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新京报：你注重修身养性的故事，鲜为人知。你何时与禅学结缘的？

　　周瑞金：我与禅学的结缘，始于在《解放日报》领导任上的身体微恙。当时上海中医学院（即今天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王若水教授诊断后告诉我，非生理病痛，全因工作紧张、思虑过度所致，建议我向内求清宁，以打坐和修禅去浮躁。

　　从此，禅坐冥思之态成了我的标志性身影。只要条件许可，我一坐定，便盘腿入座，状若莲花，参禅使得我在大事小事面前有了静气。

　　读到南怀瑾老师的《论语别裁》后，传统经典也可演绎至此，我不禁击节三叹。后又经王教授推荐，觅得南老师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叹为奇书。后来，我写了一篇《奇书.奇人.奇功》，算是大陆第一篇全面介绍南怀瑾老师的文章。

　　新京报：你们见过面吗？

　　周瑞金：与南怀瑾老师见面，已是十年后的1998年，当时我率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赴台湾访问，专程绕道香港，一了倾慕之心，更圆了面讨禅学的夙愿。

　　新京报：可以说禅学是你们结缘的桥梁了。

　　周瑞金：佛家、道家、儒家都注重修身养性。退休后我回到上海，住在西区的寻常寓所里，少了案牍之扰，有如闲云野鹤。南老师恰好此时也由香港移居上海。从此我始得全心修禅，每天读经念咒打坐，才有茅塞顿开之感，兀自参悟出“修禅即是追寻人文精神和生命价值”的意涵，善待人生就是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当务之急是解决社会问题

　　新京报：从你这十年的经历来看，确实是在以 “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006年时一篇《改革不可动摇》，被舆论称为“皇甫平重出江湖”。现在回头来看，什么感想？

　　周瑞金：当时，社会的焦点问题是“是否继续改革”，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推进改革”。就是说，改革的决心已经形成共识，至于怎么推动改革，有待进一步达成共识。

　　新京报：你今年年初有一篇文章《社会管理的历史、现状与创新》，谈到“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本质，是深化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建设”，是否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社会体制？

　　周瑞金：近年来，我也考察了国内一些社会管理创新的案例，在农村，我调研发现，农民的诉求更多是为生活而不是为选票。

　　在城市，社会泄愤事件群发，更多是反贪官，而不是反社会主义制度，绝大部分的社会矛盾都是争利而不争权。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中国国情是三句话，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政治体制改革轻动，易成乱局。改革更需要上下的共识，而重点放在社会体制改革这一点上，恰是最能体现上下共识的。

　　新京报：那你认为社会体制改革又该怎么改？

　　周瑞金：目前理应先行的社会体制改革，我设计了三大内容，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镇化形成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政府摆脱全能主义、社会组织充分发育、市场主体真正获得创造财富的资源配置权，以构建民主法治的社会等。

　　新京报：你的这种观点，在网上被一些期待很高的网友认为是观点倒退了。你怎么看？

　　周瑞金：这不是观点倒退，是随着实践，我对于全面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清晰了，这个路径就是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继而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最后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三步走改革路线图（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在三者之中）。

　　邓小平当年关乎中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是伟大的，现在的中国也应该为改革路线清晰勾勒三步走战略了。

　　新京报记者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