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我的听众曾只有三个人

　　易中天

　　2005年4月，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汉代人物风云”，他独辟蹊径、妙语连珠、充满活力的说史风格，令《汉代风云人物》成为《百家讲坛》中的一档超人气节目。此后，易中天作为一名面向大众的文化学者及公共知识分子被熟知。

　　同题问答

　　1.这十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是不再期待。

　　2.新京报：这十年，最美好的事儿是什么？最不愿看到的是什么？

　　最美好的事情，是三岁的外孙女说，“外公呀外公，你真是太笨了，可是我非常爱你。”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天灾人祸。

　　3.未来十年，你个人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刷新自己，从零岁活起。

　　4.未来十年，你对国家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该有的都有，该没的都没。

　　过去

　　选择让研究面对大众

　　2005年上《百家讲坛》时，我真没把它当回事。它当时也确实不是回事，我当时想的就是换个地方上课，稀里糊涂就去了。我与很多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一旦接受了一个任务，我就很当回事，很认真地对待。因为机缘巧合，一举成功。

　　我讲课也有被冷落的时候。

　　1993年4月，厦大校庆，每个院系都选老师去做一个学术讲座。之前，我在武大的讲座一直爆满。而这次，我的那个讲座听众不超过十个人，讲到最后剩下三个人！

　　我坚持讲完了。就问剩下的三个人，你们为什么会留下来？其中有一个说，我早就毕业了，我就是想回学校看一看，重新感受一下校园的氛围。

　　此时的学术界风气大变，大家相互之间没有交流，没有沟通，没有讨论，都自说自话，各人干各人的。此时，你要么就继续自说自话，如果你想更多的人知道，就必须改变传播方式。

　　上世纪80年代与刘再复齐名的林兴宅，在90年代也很落寞，他跟我说，要么你做一种研究，这种研究确实在学术上会有重大的发现和贡献，可以传之久远；还有一种就是你能够面向大众，让当代人大量阅读。

　　我选择了后者。

　　1995年，我写了第一本面向大众的书《闲话中国人》。从1995年到2005年上百家讲坛，我写了大量的面向市场、面向大众的读物。在当时的情况下，看发行量不算差，每一本都是几万册。《闲话中国人》那一套书，在上百家讲坛之前就已经发行到将近10万册了。

　　为大众写作的初步成功让我很鼓舞。到2005年的时候，我已经出版了写美国宪法的《费城风云》，还写了《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读城记》《品人录》《破门而入》等等。

　　通过面向公众的写作，我在公众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影响力有限，我感觉到，要进一步扩大影响面，还是要借助公共媒体。

　　我看问题，不太喜欢看这件事情有什么利，更喜欢看这件事情有什么弊，如果赔得起扛得住，我也不管它有多少好处，我就只管我想不想做，就这么简单。

　　上《百家讲坛》，我也是这个心态。

　　变化

　　成名后言论被过分放大

　　话语权和影响力扩大，很快就给我带来了负面效果。

　　有一次演讲，有学生问，我们在学校里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那走向社会以后你会发现社会跟教科书上是两回事，有各种潜规则，我们该坚持理想呢，还是放弃？当时我说了四个字，学会妥协。我讲的是我们武大刘道玉校长的观点，大学生一定要进行理想主义教育，他们怀着理想走向社会的时候一定会碰钉子，这时你肯定得退，不能死扛着，结果是学生和潜规则各退一步。潜规则之类的东西，一步一步往后退，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不料，我这段话被断章取义，变成了我鼓吹妥协。马上就有人写文章说，大学的精神在于独立，那你怎么能鼓吹妥协呢？批判我。我就说，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断章取义，你把语境拿掉了；第二，你是误解误读，我说兄弟，你先弄明白什么叫妥协好不好，妥协的前提恰恰是独立，两者是不矛盾的。一个不独立的人根本没资格妥协，你只有服从，只有投降！妥协是双方各让一步，否则叫做被征服。

　　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也接踵而来，让我啼笑皆非。

　　2008年，某报刊出消息，说我买了别墅不交中介费。这个案子的实情是我们被讹诈，连我的签名都是伪造的。我感到不高兴的是，有一种舆论倾向，你是公众人物，冤枉你是活该的。这种情况，在我以前话语权和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过。那时，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我，我的言论也不会被无限放大。

　　态度

　　想说的只是“游戏规则”

　　我发微博和博客是绝对不看评论的。我对公共事务的发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并不知道。之前，我在自己的一些著作和演讲中，一直强调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观念，还真有一个起到正面影响的事。

　　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2004年成立，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SEE的秘书长杨鹏告诉我，这个组织有一个章程委员会，会员们读了我那本讲美国宪法制定的《费城风云》以后才来组织的。因为他们就是一群企业的老大在一起，和当时美国制宪很像。

　　如果大家都像这样，看了书后，能在实际中遵循现代文明的一些法则，那还是很好的。但我觉得这个影响也有限，且只限于精英阶层。

　　知识分子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扩大与时代的变化有关。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49年以后，小农经济变计划经济，1978年由计划经济变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变了，各色人都会出来，有的是诚心诚意要去“救世”的，只是主张不同。我不认为左中右各种思想和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坏就坏在从“文革”以后我们留下一个遗风，叫做表态和站队，一个事情出来以后立马分成挺某派，反某派。

　　方韩之争的时候，网络上很热闹，一会儿说易中天是挺韩的，一会儿方舟子自己发表微博说易中天是倒韩的。我其实既不挺韩也不倒韩，我就想说，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我们的游戏规则好不好。

　　从余秋雨的诈捐事件，李辉质疑文怀沙，一直到方韩之争，我说了再说的就是游戏规则四个字，但是没有任何人听我的游戏规则，都只关心我站在哪一边。我介入公共事件的本意是借壳上市，我要说的是游戏规则。但既然我的股票上不了市，我借这个壳干什么？郎咸平，刘英，方韩之争以后，我从此不介入公共事件，基本就不说了。

　　易中天口述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