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论学术生态 积累有限自由 护住道义内力(1)

　　刘东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集中在美学和比较文学，又旁及国际汉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学，著有《西方的丑学》、《刘东自选集》、《浮世绘》、《理论与心智》、《道术与天下》、《用书铺成的路》、《我们的学术生态》等，译有《马克斯·韦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卢梭·康德·歌德》等。创办并主持了两套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与《人文与社会译丛》，其规模在海内皆数一数二。又创办并主持了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季刊。刘东认为当下中国其实就两个派，动手派和袖手派，他列位前者。

　　提及学术，人们习惯以“象牙塔”喻之，意谓其纯净高远，不染俗世尘烟。然而近年来，持续出现的学术乱象，诸如学术论文抄袭、科研基金腐败等，不时冲击着我们对学术的敬意与想象。作为学术中人，清华国学院导师刘东，目睹此种现状而生切身之痛，忧而自知不能冷静旁观，愤而作文以抒其痛言其志，他的忧愤，最后成书《我们的学术生态》，为当下第一本全面反思中国学术生产体系的著作，该书副标题“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毫不掩饰地揭明中国学术的困境。在我们的访谈里，刘东直面现实，怀着建设的热情，分享他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果，他认为，在体制层面，从上至下理顺学术生产体系，势在必行，而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份道义承担，都应有所坚守有所作为。

　　学术生态 大学的溃败是世界通病

　　新京报：你的新书，主题就是学术生态，特别是学术的退化，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刘东：学术界的失落，用一大本书也说不完。陈寅恪曾经说：“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几十年来的中国学术，也是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它不断退化。

　　退化中最明显的，是人们的学术目的。尤其是文科学术，这本身就被要求对所属共同体显出主动的道义承担。回想清末民初国门一开，学人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而他们还刚刚立在船头，就在内心紧张思考着，学什么回来能帮助中国发展。可现在的孩子倒好，还站在使馆门前等签证呢，就已经在琢磨怎样留在海外了！

　　尽管每年都要签字送走几个，而且被戏称为“超级蛇头”，但事已至此，我也不要求孩子们像当年那样，都能置国家利益于首位，只劝他们不要对自己不负责任，别像前些年的有些人，简直是“宁死也不回国”，反而坐失了发展的空间。不过，对于自己门下的学生，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要求：必须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达德”，不光是条目上不能偏废，在次序上也不能颠倒。

　　新京报：这样的急功近利，其实不是由人的禀性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环境的产物。

　　刘东：急功近利，已经是现代世界的通病了。给你讲讲是怎么堕落过来的吧。西方的大学模式大体有三种：英国模式、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英国的纽曼模式，属于最经典的精英教育，师生的比例最为充裕，可以采取“一对一”的导师制，其终端产品是作为人的“绅士”。德国的洪堡模式，把学府改造成研究型大学，其终端产品变成科研成果，导师在课堂上背过脸去，示范性地进行研究，学生就有点像是学徒了。再到美国的克尔模式，你看看他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书吧，已把教授变成项目负责人，要他自己去筹款立项和管理，弄得老师更像是个老板，研究生更像是打工者，而整个大学更像是“八大处”，或者说，是由多方资金的各个项目，拼凑叠合而成的“综集大学”。

　　从这三种模式的演变中，可以看到大学变形的基本轨迹，它离“教书育人”的目的越来越远，催生的生产力却越来越大，这反映出现代社会对于高等学府的步步榨取，当然大学也转而向社会索取了高额回报。可惜的是，这种体制虽不符合教育宗旨，却可以迅速地提升国力，符合民族国家的短暂需求，所以当年的德国就压倒了英国，而后来的美国又压倒了德国。正因为这样，同样在现代化急行军中，中国正在进行争创“一流大学”，也正是在逼着学府去同样下滑。

　　新京报：使用“学术生态”一词，是否包含着某些特殊的积极的情绪？

　　刘东：“生态”这个词的原初意义，当然是指生物本身的生存状态，以及它和环境间密不可分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指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系统，而按照美国学者巴里·康芒德的说法，这种相互依赖还属于“封闭的循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既微妙又脆弱的平衡。不过，“生态”这个词如今已被广泛借用了，所以，在它前面再加上“学术”的定语，意思也同样一目了然，无非是在指称我们的治学条件，它原本也应是具有丰厚传统的，可以代代相传、永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圈。

　　明确了这一点，我为这本书选取的副标题，也就表达了一种惊呼，它要提醒关切治学环境的恶化。

　　再说到行动方面，我可以算是个“有限自由论”者。这意味着我已认定，任何人都不会彻底被外在环境所决定，他总还会发现“有限的自由”，哪怕这“自由”显得相当有限，而他只要护住道义的内力，那么，把这些“有限的自由”积分起来，就足以构成潜移默化的力量，甚至让外在的环境斗转星移。在这个意义上，要是一边只敢委曲求全，一边又总是怨天尤人，那才是天下最没出息的。这对我们的后学也是一样：既然并不认同当下的评价体系，已经看出了它的明显不合理，那么，年轻人在从事学术活动时，就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体系，哪怕它一时带来了小小的障碍或挫折。要知道，正是在渐成气候的“不在意”中，它的“不合理”也就会愈益凸显，而你也终会喜出望外地发现：以前简直迈不过去的那些坎儿，比如一个小小的学术职称，并不像当初那样难于克服。

　　C02-C03版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