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论学术生态 积累有限自由 护住道义内力(2)

　　个体选择 学会不在意不合理的东西

　　新京报：你主持翻译丛书，就是执此一念的结果？

　　刘东：我们这代人最是命苦。如果就学术生涯而言，即使是“读百家书，成一家言”，那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可我们乍从文革的废墟中走来，所谓“百家书”要不就焚毁了，要不也早就过时了，所以当时有个说法是“积重难返”。然而，“难返”也终究要“重返”，我们只能一边阅读古书，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一边翻译洋书，跟世界建立出“对话性”。说得更简洁点儿，摆在面前的任务就变成了——“译百家书，成一家言”。

　　再说得形象点儿，这简直就是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一千多年，压缩到短短一代人的生命中去完成，而且这任务还特别紧急，否则就不能构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而中国人的生存就“找不着北”。以这样的文化使命来衡量，如果我本人还有点耐性，还做出了些微的成绩，那功劳也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去庆祝或炫耀，我也根本没打算躺在这么小的“功劳簿”上。正相反，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急起直追”之后，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居然还“正当年”，还至少有这样的心力和时间，去规划“下一半”的学术生涯！正因为这样，我从未像现在这么专心写作，还给自己规定了三条：“宁出游，不出访；宁写书，不写文；宁省钱，不挣钱”，这都是希望能充分利用有生之年。

　　如果照“聪明”人看来，这难免又有点“犯傻”，又不需要评什么职称！可我早就说过，历史从来都是“傻子”创造的，他一旦认准大海在东方，就会一门心思地走过去，而不会顺着“九曲黄河”瞎绕远，终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说，“聪明”人是太“聪明”了，他们只会被历史所创造，哪里谈得上创造历史！

　　新京报：就大学而言，还是有那么一些心怀教育理想与学术志向的人们，但他们的处境似乎不佳。最近一本关于大学青年教师的书，就被命名为“工蜂”，有被逼迫着碌碌无为之意。

　　刘东：在我刚才的回答中，已经包含了一种“经验之谈”：谁能够熬到最后，谁就肯定能笑到最后！上次我在《南方周末》上，也指出过同样的问题：对于学术界的宝塔尖来说，从来都急缺后备的力量，所以对于专深的研究来说，从来都只有“结构性的失业”。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时还不能“脱颖而出”，那么最好是去反躬自问，以便找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把发展的阻力变成动力。毕竟，“学术市场”已经日益完善了，只要真正做出成绩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会被埋没在“单位所有制”里，所以不可能老是“怀才不遇”的。

　　除此之外，我还另有一种“经验之谈”：越是在大家都很颓唐的时候，越是在人人都觉得“读书无用”的时候，就越是这些“书呆子”们的成功机会！我从小就在“读书无用论”的氛围中长大，然而出于不可扼制的喜好，我从来也没放弃过读书，只要抄起一本好书，不管耳边是高音喇叭还是鼓风机，我就统统都听不见了。等到后来恢复高考，谁都知道这家的孩子准能考上大学，连我自己也毫不怀疑。有人问，你当年哪来的先见之明？其实我哪有什么预见，只是从心里喜欢读书罢了。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学术生涯原是充满竞争的，可要是多数人都先行弃权了，那么你的前途就更有保障了！现在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像巴菲特所说的那样，去到学术研究的领地里，找到湿雪和长长的山坡。

　　围观学术 说大师远去是不负责任

　　新京报：你在提出“出国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时，以母语与心智发展的关系论之，很少有人会这样去谈论，您自己意识到自己对母语的依赖是什么时候？就我所知，您那一代学人其实是在一种比较积极热情追随西学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在步入更加阔大的学术世界，与坚守母语文化之间，您个人有过怎样的思考历程？

　　刘东：你还读过我的《道术与天下》呀？真是不错！但我的原话更完整：“正是有关人格成长的儒家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即使在这种本土传统几已破损殆尽的今日中国，相对于百年树人的至上企求而言，出国留学仍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判断跟刚才讲过的话题有关，还是在关注出国后的个人发展。我的基本论点是，“个人认同”的宽度，和“人格境界”的高度，有着密不可分的正比关系。所以，如果在人格成型的关键时期，突然被抛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场所，既发现那边的人无法认同自己，也发现自己无法认同别人，那么，这个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其人格发展就有可能大大受挫。

　　借着这个机会，为了凸显“母文化”的重要，还要讲一下“自由与空间”之辨。的确，有时候在某一块国土上，一时还相对缺少法定的“自由”，这当然是个很大的缺憾，需要去持续呼吁改革，直到“堂堂溪水出前村”。不过，同这种刺目的情况相比，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有时候在另一块国土上，尽管明文规定了那种“自由”，但实际上可供腾挪的“空间”却很小，而且这对一个陌生人来说，还根本就不容置喙，尽管也不会有人禁止，但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人听。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就不能太过教条主义了，而要实事求是地考量。

　　新京报：关于当下这个时代的学术气氛，有一个词语，叫“大师远去的时代”，在回溯与远望中，在想象中构建学术的权威。作为学界中人，你如何看待时代抛给你的使命？

　　刘东：同样一个命题或判断，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位学界中人，他讲出你刚才的判定，要么是出于个人内心的尊敬，要么是出于对昔日氛围的缅怀，要么是想要弘扬某种学术传统，肯定都是持之有故的。不过，也有人原本跟学界很隔膜，既没有见过昔日的“大师”，也没有读过他们的任何作品，就大讲什么“大师远去”，这实际上反而暴露出，他们离当下的学术研究很远，也不知如何去评价学者的价值，只好人云亦云地在口头上赶赶时髦。

　　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乍听起来好像很“尊重学术”，实则反而更对学术有害。它造成了一种可笑的理由，只在口头上尊重已故的学者，而不必尊重真正在世的学者。一方面，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已故的“大师”在其生前，同样未曾得到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有了这样的借口，对于正处在研究一线的学者，就更加不必给予尊重了，尽管只有在他们的头脑里，才现实地存在着创造力。可惜的是，这种创造力也是稍纵即逝的，而且也许只有到那以后，人们才会去追慕已经丧失的东西！

　　【刘东肖像】

　　气定神闲 且看“我辈”

　　和刘东约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做采访。他在电话里反复告知国学院所在地点，但进入清华，我还是迷失在众多教学楼之间。问了几位路过的学生，都不知道国学院究竟在何处。

　　其中一位男生略带同情地告诉我：“你肯定搞错了，清华大学没有国学院。国学与文科有关，你要找的应该在文科楼。”他站在树阴里，眼神温柔，满满的善意，有阳光从叶间跌落至他脸上。让我很有些尴尬。

　　用书铺成的路

　　经刘东的现场电话指挥，终于在清华图书馆北侧找到目的地，一幢安静的小楼，挂着三块牌子，“应用超导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2009年11月1日挂上去的“国学研究院”。导航者刘东等在楼梯口，一脸笑意。

　　只读刘东的文章，很容易感觉到因好学深思而形成的冷峻之气，再加上褒贬论析不掩忧愤（比如写当下学术令人失望，他写道：“它简直就被污染得让我们透不过气来，它简直就被损害得让我们椎心泣血”），故而不免猜测他的形貌，或许应有些清癯寒瘦。可事实上，刘东的心广体胖，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跟在他后面，走过一段昏暗的走廊，由于窗口在他的前面，我面前的昏暗便更重了。

　　走廊橱窗里陈列的，大多是他主持编译的书。他可能是中国教授中最大的编辑了，被戏称为学术翻译界的“法人代表”，主持着规模最大的两套丛书，即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88年至今，选题已逾180种），和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1999年至今，选题已逾120种），前者为国内当前介绍西方汉学的最大窗口，后者为国内当前介绍西方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最大窗口。

　　不出意料，刘东的办公室里，也都堆着书，这些曾被他以“磐如暗夜中的爝火般亮色”喻之的书籍，使屋子显得有些拥挤，当然，也正是这种由书籍造成的拥挤，张扬地暗示着有另一个更加开阔的存在。胖胖的他气定神闲地站在书堆中，很和蔼地招呼我坐下，但我立刻发现，除了他自己身边的椅子空着，其他所有椅子上都堆满了书。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请一堆书暂置地上。想到他曾有一本书《用书铺成的路》，不禁莞尔。

　　所谓大学者，有我辈之谓也

　　谈起寻路的波折，我猜那些不知道国学院的学生，应该是理学的学生。刘东坚定地否定了我的猜测，他说：“这不可能，清华的学生怎么可能不知道国学院。他们肯定是新生！”

　　但在我们的对话里，出现了两个清华国学院，一个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闪而过的传奇，成立于1925年9月，采取了书院式的教育形式，宗旨为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沟通，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尤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这“四大导师”而著称，是清华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国学院”。另一个是三年前复建的国学院，意在振清华之传统，而续国学之文脉，学生不知其坐落何处，并非不可原谅。

　　当然，即使刘东话中所指的“新生”，就应该不知道吗？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关乎中学的人文教育。但对于目前的中学教育体制，身为大学教师的刘东，并没有多加抨击，倒是在给高考落榜生的回信中鼓励说，只要你的心智还够用，就应先姑且顺从一回，再反过来幽一幽制度的默。从考场出来之后，如果还有闲情余力，再朝身后狠吐一口唾沫，嘲笑那些出得太臭的考题，也笑笑自己为了进一步发展，竟连这种臭题也要恭敬解答，那么，这就比那些只知炫耀高分的“状元”，更显得有头脑、有出息。

　　他所鼓励的，是一种倚着智力优势，却未必适用所有孩子的跳达姿态，只反过来显出鼓励者自身的智性优越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优越感加上幽默、和蔼，极具感染力，尤其在面对面的谈话中，让人轻而易举获得一种轻松与从容，仿佛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这恰恰就是学者刘东的特殊气质。

　　在弥漫着失望与浮躁的大学气氛中，刘东曾经吊用梅贻琦的话，曰：“所谓大学者，既非有大楼之谓也，亦非有大师之谓也，只因有了‘我辈’之谓也！”他这里说的“我辈”，是指那些虽不受重视，却仍年富力强，仍有眼光和精力去追踪现有知识界面的，足以演示出各种学说之方生成的，足以激发后来者研究情趣的第一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