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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骆英:B面黄怒波

2012年11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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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骆英诗集:知青日记及后记 水·魅》

骆英 著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定价:33.00元

  诗人骆英和商人黄怒波是一人双面,这两种身份,对应他性格中的两种鲜明特质。很多时候,这两种特质在互相斗争,但也在互相成全。采访从新诗集切入,试图从诗人骆英身上看到商人黄怒波的痕迹以及他性格两部分的交错。

  骆英眼中的黄怒波

  你是一头狼,终于撕咬着出来了。从孤狼,野狼,长成了一头大狼。

  黄怒波眼中的骆英

  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可以对狼性有更深的观察和认识。

  诗人骆英远远不及商人黄怒波那么显赫,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种逃离,是对商人黄怒波的逃离。但在商人黄怒波看来,诗歌无比重要,那里藏着自己的理想国,他能想到的幸福晚年,是在一个荒岛上重读自己的诗集。

  荒岛是他喜欢使用的意象。他喜欢把自己比作狼,觉得当下的黄怒波就是撕咬出来的野狼,像狼一样独处,孤独着,最让他觉得安全。和很多房地产商一样,他喜欢攀岩登峰,并已完成7+2(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并到达两极极点)。他说,走在山里,让他自在。

  眼前的黄怒波,小眼睛,堆着笑,一团和气。他坦白自己的分裂,在诗集中,他有着所有诗人都有的纤细、敏感、悲天悯人和对人性之美的守护。而工作中的黄怒波,却是一个公司管理上的“独裁者”,强势、霸道。作为“九二派”弃官从商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国经济野蛮生长的受益者,但却为此深感罪恶。他在2002年遭到公司内部背叛风波后,一直认为当下的中国企业并不适用现代企业制度。

  他靠房地产起家,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统计其财富为67亿元。这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缺乏安全感,这种缺乏指向他童年时爱的匮乏,也指向这个时代的共性。

  因为“文革”,他的父亲在他三岁时自杀,10年后,母亲也因意外离他而去,他早早尝遍世态炎凉。16岁,高中毕业,他骑车到黄河边,看到浑浊黄河水蚕食堤岸,迷茫的少年决定此生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于是,之前被称作黄玉平的少年,名字被改为黄怒波。

  “文革”中黄怒波曾去宁夏农村插队,在农村,他获得了最朴实的,来自乡间的温暖,并在那段时光里,开始人生的上升。随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然后当公务员,29岁正处级。在人生一片光明的时候,他被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冷汗。后他跳出体制内,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在历经各种变故后,他成立咨询公司,这成为后来中坤公司的由来。

  几年前,他重返自己插队时呆过的村子,看到很多故人的今昔对比,别是一番唏嘘,于是有了现在的新诗集。

  谈新作 “诗歌是我的理想国”

  新京报:新诗集有两部分构成,《知青日记及后记》和《水·魅》,对于两者的价值,你心中是否有偏重?

  黄怒波:都是我的作品,谈不上偏重。《知青日记及后记》,是对岁月的一种回忆。前段我回到了插队的地方,看到很多当年的发小,他们有的已经退休了,但晚景很凄凉,有的甚至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埋在那山上。我虽然也算得上衣锦还乡,但更多是感到心痛,就想把这些说出来。一个是说给当下人,一个是写给自己,那是我自己的青春。《水·魅》是一种内心的呈现,当下世界太嘈杂,我们耻于说爱,说美,说梦想,所以,我就想找出一些现实的美来,没有时间,没有地点,静下来的那种美。

  新京报:作为对青春的追念,是否很容易把那个时代美化?

  黄怒波:这是角度的问题。尽管从理论上,我们对于那个时代,需要很多批判,但是从诗歌角度,那是我的一种私人记忆。其实,去看我的诗,会看到那是一种透着感伤的美。

  新京报:和前几部作品相比,写作这部诗的骆英,心态是否有明显的变化?

  黄怒波:当然有。写作《落英集》时,还纠结在情感层面。《都市流浪集》则是一个穷小子到大城市的种种不习惯。归因起来,主要是因为过去自己心灵所遭受的创伤。《小兔子》和《第九夜》是做商人所经历的惊心动魄,我从诗人角度予以批判。《登山日记》是年岁渐长,也有了一定的话语权,陡然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所以相比来说,到了这部诗集,更像是一汪很平静的水,我在很平静地回忆过去。

  谈创业 野蛮生长的罪恶感

  新京报:《水·魅》中《岁月的特征》一诗,能感觉到你在描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诗中的人选择的是跳脱出来,不管不问的逍遥。这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你有谈及中国经济野蛮生长的罪恶感。作为九二派弃官从商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可能要面对这样一种质疑:这个群体中很多人是红顶商人,他们成长得益于中国体制和市场的灰色地带,得益于野蛮生长,那为何要谈罪恶感呢?

  黄怒波: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是投机分子,他们会抓着各种机会成长,哪个门缝打开,聪明人就会抓住,如果你出手晚,没办法,就会被关在门外。这个不能怪每个人,每个个体的人,只不过是像野草一样,哪里有石头缝,它就会长出来。

  但是反过来,我们也都是有原罪的,这种财富积累的过程,相当残酷。问题是,当下我们是否有一个顿悟的过程,如果没有,那就是无可救药的坏,有了,也不能让自己洗净成为天使,但还是要努力让自己有好的归宿,好的皈依,这种皈依不是指宗教,而是指皈依到精神世界和灵魂中来。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出路,就是皈依到良心,道德和责任感中来。

  新京报:在诗歌中,你是一种心平气和、悲天悯人的气质,但很多报道称,在公司,你是一个独裁者,管理方式非常霸道,这是否是一种分裂?

  黄怒波:你说得非常好。看看我的经历,我是作为狼成长起来,我是一个狼性十足的人。这是一种内在的因子,很难改掉。我可以表现得温文尔雅,或者我以为我很儒雅了,但潜在基因里,狼性仍然存在。这部诗作完成后,我会继续写“文革”记忆,但这种记忆是写后“文革”,包括当下,写当下仍然存在的斗争情结。从这个角度讲,我是很双重的,是儒雅的诗人,也是野蛮的商人,我的内心中,狼性、动物性,一直在和温顺的猫性斗争,我想这一代企业家大都如此。

  谈童年 很多心痛导向童年

  新京报:从新诗集中,你的诗句“我从不在一棵树上,呆得太久以免根深蒂固。即使在黑夜。我也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飘来飘去,感觉到你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个和童年经验有关吗?

  黄怒波:你说得很对,这是内心的东西。确实没有安全感。我很看重弗洛伊德的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我的童年缺失父爱、母爱。现在想起来,很多的心痛都导向童年。我觉得特别不公平,很多其他的缺失都可以事后弥补,但童年造成的心理损伤,却像一棵树,在小的时候,如果被掐过,痕迹就再也去不掉了。这让我内心有伤感,从内心对人不信任,尽管有诗歌,有疗愈,但对人还是从内心里无法亲近,宁可孤独。我为什么喜欢登山,因为一到山里,会特别放松。今晚上我选择飞洛杉矶,因为一想到一个人呆着,就特别自在。

  新京报:写了这么多诗歌,是否有想过诗歌对于自己的真正意义?

  黄怒波:是我自己的财富。我在想以后我最大的乐趣,可能就是在一个荒岛上,读自己的诗歌。我常被当年写的一些场景打动,这是属于我的精神世界。即便未来,自己破产,或者更富有,这都是别人剥夺不走的东西。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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