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读书，作为一种信仰

　　“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4.3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串数字在被各种媒体反复引用，也让很多人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读书太少了。莫言获得诺奖后，也引发了一些媒体的讨论：一个文学超级明星的诞生是否能拉动国民的整体阅读？

　　在这样的一些讨论之下，日前，两个读书人，哲学家、学者、作家周国平和《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李鸿谷这对鲜见组合，聚首对谈。主题为《读书，作为信仰》。话题从各自的阅读经验开始，对谈部分更多是李鸿谷对周国平的提问，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在大学读书的知识分子，他对周国平渐渐从学者转型成散文作家、个体生命经验记录者的变化充满疑问，对哲学在当下生活中的价值充满好奇。 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整理

　　读书可以分成几类，第一种为了一个功利性的结果，第二种是我们把自己的未知变成已知，还有一种是寻找你人生滋润的那一部分。这三种不是没有交叉的，是我个人大体上的分类。这些分类中我能够跟大家沟通的只有一个，就是求知，求知的阅读。我个人认为偏向读书作为求知，作为求知之下的信仰。我的个人阅读经验是我觉得读书如寻友，读书就是找朋友。我们每个人成长，你读什么，亲近什么，然后你追什么。我们的读书某种意义上讲是寻找朋友的过程，这个朋友可能是我们寻找知识的一个求知过程，这种过程形成一种混合，形成一种新的结果。我们以寻找朋友的心态读书，第一个收获不完全是知识，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你发现自我，这个过程是你对自我的一个印证，有了自我就有了读书的主体。——李鸿谷

　　我觉得一个人不能缺少两个最重要的朋友。一个就是你自己，这种观点是古希腊哲学家强调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一个充实的自我，比你的身体更高级的自我，那个自我是你的好朋友，他是可靠的。

　　怎么样提高这个更高的自我呢，写日记。本来最有意义的写作是什么，就是为自己写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是和你的身体自我拉开距离的过程，你来看他，他遭遇的悲欢苦乐，你帮他分析。你去开导他，这样的过程中一个更高的自我，一个强大的自我。第二不能缺的朋友就是好书，就是活在好书里的伟大的灵魂。——周国平

　　阅读之路 唤醒完整自我

　　我这一辈子读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不务正业”。意思是我没有受自己专业的限制，什么书都看。我大学学的是哲学系，看的多是文学书。我觉得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没人规定你必须干什么。上哲学系，完全是偶然的，没有必要受那个限制。一个人最重要还是让自己完整一点，我觉得实际上像文科，文史哲真的不分家，没有界限，都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之间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我什么书都看，不受专业的限制。这一点直到后来在社科院从事哲学工作，我们所对我仍然有这个评价，说周国平不务正业，什么都干。

　　第二个特点是“不走弯路，直奔大师”。一个人一辈子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你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比较平庸的作品上面。我觉得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其实跟自己的精神成长的关系非常大，可以说你吸取了什么样的营养，你的精神就会长成什么样的状态。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他说过有人很奇怪，明明喜欢哲学，但是不去读哲学家的著作，反而去读旁边介绍哲学的著作。这就像有一个人爱上女主人，可是他怕麻烦，就向女仆求婚，这不是很可笑吗？

　　第三点，尽管我是读经典，但是我“不求甚解，为我所用”，这是我的第三个特点。真正要搞一个课题，必须是很认真的弄清楚它的原意是什么。但对一般的阅读来说，没有必要去死抠含义是什么，如果读的过程中不感兴趣，你可以跳过去，慢慢的，不求甚解，随着积累，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读那些书非常愉快，可以把它当闲书一样读。我想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为我所用，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排除做学问很实际的目的，读书就是我在吸取营养，把自己丰富起来。我自己感觉，读书最愉快的是什么时候？是你突然发现“我也有这个思想”。最快乐的时候是把你本来已经有的，你却不知道的东西唤醒了。

　　——周国平

　　【对话】

　　阅读之思 我们爱怎样的智慧

　　李鸿谷：我是1983年上大学，在大学看过周老师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有一个问题，周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尼采，当时写的哲学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哲学的文本的书籍，但至少，我对周老师的定义仍然是哲学研究者，但之后你的写作有个有意思的变化，就是特别个人化，写《妞妞》，写自己生命的感悟。为什么呢？

　　周国平：我在社科院，很尊敬的一位长辈也批评过我，说周国平你搞哲学很有前途，为什么不好好搞下去，去写散文，不务正业？但我并不认为，我这个人承担什么使命，要为中国哲学做什么贡献。我的排列重要性，是根据我自己的生命体验，生命发展过程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真正打动我或者深入我内心的那些东西是我的宝贝，我要把它表达出来。那个东西别人不能代替的，你可以写尼采，但是你不能写周国平的生命体验吧。

　　学术是第二位的。实际上我写尼采，你刚才提到那本书，也不是纯学术，我不喜欢纯学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你去搞研究，也应该把你的研究和你的人生结合起来，你看重的东西你在学术上弄清楚。还是你的人生为你的学术定向，不是你的人生完全为学术服务。我觉得我后来也没有离开哲学。我可能有一点离开学术，但是我认为学术和哲学是两回事。从事哲学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学术是其中的一种，学术也需要，我并不否认学术的重要性。从哲学的本原来说，因为哲学就是爱智慧，就是要把人生的问题想明白。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更本原，对于我来说也是更重要的。我自己感觉，我做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个社会是需要的。

　　李鸿谷：哲学就是爱智慧，那我们这个时代要不要爱智慧，怎么爱智慧？

　　周国平：爱智慧，各个时代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在变化，但是人类的基本问题，其实始终在那里。不过是改变了呈现的方式。你比如说什么是幸福，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们始终在这里面进行选择，进行博弈。

　　李鸿谷：前段中央电视台做过你幸福吗的调查，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我需要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爱什么样的智慧。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调查，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物质有了极大丰富之后，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新的贫困的问题，我们新的贫困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够的是爱智慧。那我们这个时代需不需要哲学，我们这样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周国平：我觉得肯定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需要哲学的，只要是人类存在的，哲学都是离不开的。实际上，哲学所追问的那些问题，都是人类的基本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生基本问题的思考是紊乱的。为什么不幸福，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却不幸福，这个基本问题搞乱了。我觉得这更需要，实际上也是很多人在想这些问题。哲学在这个时代是怎样的一种境况呢，一方面成了弃妇，一方面又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