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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城市化模式有待改变(1)

2012年11月15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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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剑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出生于1971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主持国家级课题多项,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十三

  【核心观点】

  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发展方式转变困难有制度背景

  新京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什么这么难?

  范剑勇: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可持续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收入分配矛盾尖锐、内需不足,也普遍达成共识。这里面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问题,我想从城市化的视角进行说明。

  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得非常快,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市场化改革取代了计划经济,而是城市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分工水平不断加深、并得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最终使经济蛋糕越做越大。

  比如说,生产100个杯子平均下来一个杯子可能需要50块钱,生产1万个平均下来需要10块钱,生产10万个平均下来可能需要5块钱,也就是说随着需求规模扩大和分工细化,成本不断降低。

  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其实也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分工不断细化、规模经济逐渐体现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我认为,只有转变现有土地城市化模式,才能逐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京报:经济蛋糕做大以后就要分割,为何会出现分配不公?我们忽视了谁的利益?

  范剑勇:经济蛋糕切割的份额大小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在中国,劳动力是最不稀缺的。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的稀缺性。随着经济蛋糕做大,对稀缺的土地要素会产生较大的需求,地理位置决定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价格会越来越高。

  农民工流向到城市里面,就住房而言,本应在经济蛋糕做大后产生的土地增值中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至少政府应该替他们解决基本住房需求,况且经济蛋糕做大本身是由农民工贡献了很大一部分。

  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住房,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以蜗居、群租、居住在城中村等方式来解决住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

  土地城市化抬高房价

  新京报:农民工为什么得不到应有利益?

  范剑勇:土地城市化模式是在现有体制下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比如,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地把GDP搞上去,这时面临一个矛盾:有限的财政或者向银行贷款的钱,究竟是用来提高地方GDP的增长,还是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现实情况是,各地方政府为GDP考核而展开激烈的地区间竞争,而对本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提供并不是其最优先考虑的目标。

  一方面,招商引资可以把GDP做大;另一方面,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带来很大的GDP贡献。后者与土地城市化关系密切。政府从农民那里低价征地,然后把这块征地分割,拿出20%-30%土地进行拍卖、并由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用40%-50%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面积大、住宅用地面积小。

  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城市化维持的超额投资对地方GDP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要维持地方GDP短期而又“持续”的增长,只有不断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新一轮拍卖、新一轮的土地融资进行城市化建设,土地价格抬了上去,住宅价格也跟着抬上去了。

  新京报:房价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降下来?农民工住房问题怎样能够解决?

  范剑勇:之前房价上涨这么快,我认为是体制性原因,只要体制不改变,房价没办法真正降下来。同时,现在的房价不可能再涨了,因为高企的房价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从理论上来讲,土地的稀缺是地方政府垄断供给造成的。

  (下转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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