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驱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作者简历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初以劳动经济研究闻名，在国家体改委和体改办工作多年，曾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有关研究成果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为了GDP，我们集全国之力，付出了过大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代价，同时过多地压低了劳动报酬，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转变的新阶段。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过把GDP视为参考指标，奉行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制度，正常状态下，政府就是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规范市场秩序，让企业在这个框架里依法有序竞争。

　　一种观点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近10年甚至20年应该保持在9%左右。包括一些大牌的经济学家，认为GDP增速如果低于8%就带动不了就业，要采取刺激政策，如果高于10%可以稍微降点温。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不太赞成。“十二五”规划经过反复论证，提出这5年的GDP预期增长幅度为7%，就是为了让出一定空间以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还是应当以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指导这5年的工作。

　　我国就业弹性偏低

　　GDP是否能带动就业？首先要明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存在一定的弹性系数。我国上世纪80年代就业弹性为0.2~0.3，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拉动200多万人就业，90年代下降到0.1。2008年全球暴发金融危机，我国4万亿投资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就业弹性下降至历史低点，只有0.05左右。

　　原因在于投资重化工业是拉动GDP的捷径，而重化工业对于解决就业的作用并不太大，远远低于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型企业。

　　这使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悖论，即作为人口大国我们选择了一条就业弹性很低的发展道路，就业弹性低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以金砖四国为例，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1992年至2004年平均就业弹性，巴西是0.9、印度是0.3、俄罗斯是0.2，中国只有0.1。

　　这使得我国必须保持高增长才能解决就业。

　　然而，GDP增长能够说明一切吗？还要看经济结构是不是合理，社会各方面是不是和谐。

　　追求GDP代价巨大

　　为了GDP，我们集全国之力，付出了过大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代价，同时过多地压低了劳动报酬，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转变的新阶段。如果不居安思危，认为现在样样都好，什么都不用改了，那就非常危险。

　　如果以所谓潜在增长率9%左右作为这5年甚至今后10年到20年的经济发展标杆，那么弦绷得太紧了，不利于逐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更多的力量去抓就业，去抓环境，去抓节能，去缓解诸多社会矛盾。

　　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过把GDP视为参考指标，奉行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制度，正常状态下，政府就是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规范市场秩序，让企业在这个框架里依法有序竞争。

　　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使得企业将精力都用在政府身上，追求“政策洼地”，而不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

　　与此同时，是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强烈，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各类市场主体发育以后，不可能像计划经济那样都用指令性计划来管了，又没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他们难免各行其是。政府面对上千上万的企业怎么办？不得不加强审批，同时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得不加强行政干预。

　　警惕地方政府“公司化”

　　近年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层层分解下达或变相下达GDP、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为了完成这些经济指标，有的党政工团齐动员，有的层层考核到街道。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使宏观调控发生严重扭曲，国家调控的对象主要不是市场，而是地方政府。

　　单纯从GDP增长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竞争居功甚伟，但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日渐显现，如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尤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色是政府行政主导，这一运作方式能集中各种资源把GDP搞上去，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当看到这一运作方式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剪不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理还乱”。

　　在GDP挂帅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干预市场的手往往变成隐蔽的、看不见的手。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过分压低地价甚至采用零地价，有的采用各种奖励办法对外商及私营企业变相退税，有的不顾资源环境约束对国家明令控制投资的行业仍暗中支持大干快上。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需协调发展

　　有人说，人均GDP1000美元就到了社会矛盾多发期，4000美元就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分析各国的体制有何不同，而是GDP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什么问题。好像只要大干快上，人均达到10000美元就天下太平了。美国早就超过10000美元了，还不是出问题？利比亚也超过10000美元了，按说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如今又掉到哪个陷阱里了？只要集中力量把GDP搞上去，其他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顺道就解决了，这种思路绝对不可取。

　　按照预定目标，2020年我国将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要如何实现？我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未来还是应该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轮协调驱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省、市、区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尽快取消地方的GDP、投资等规划指标，不再把这类经济指标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内容，以利于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

　　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四是大力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我国现在已有40多万个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但绝大多数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发展完善社会组织，形成灵活的社会自协调机制，有效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