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蓝仁哲先生的福克纳缘

　　翻译家蓝仁哲先生不久前逝世，蓝仁哲在福克纳翻译与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但即便在外国文学爱好者的圈子里，他的名字也略显低调。我们邀请蓝仁哲的学生，同样研究福克纳的学者韩启群撰文回忆蓝仁哲先生的点滴，或许读者捧读《八月之光》之际，脑子里也会浮现出书后面那位低调老者的影子。

　　“然而，记忆毕竟存活于形体，哪怕它再老态衰败：现在，他追索的终于到了手里，简单明了，清澈见底，再不会失去；棕榈叶片摇曳，沙沙有声，在黑夜里既狂躁又委顿，可是他能够面对，他想：不是能够，而是愿意，是想要。说到底还是要有一副皮囊，不管它多么老态。”

　　这是蓝仁哲先生2009年翻译的福克纳《野棕榈》中的片段，朴实无华的文字中流露出一股儒雅气息，一如先生的为人。福克纳作品原文艰涩难懂，《野棕榈》中译本的出版对于读者、研究者都是福音，因为他们不用总是局限在福克纳最经典的那几本了。

　　译事艰辛，恐怕福克纳作品的译者更觉如此。无论是李文俊、陶洁，还是先生本人，在书前书后的译序中总要感慨一番，正如先生在翻译《八月之光》时感慨道：“拿起笔来用另一种文字表达却又像入了迷宫，找不到出口，或者深陷泥潭，半天动弹不得”。不过，我很佩服先生的“定力”，从前在川外做学生时，先生办公室的灯总是有规律地亮起，夜里10点时，一栋楼唯一亮起的那盏灯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常常感到羞愧，因为我们已经晃悠了一晚上，一个字也没看。

　　余华在私人博客中称福克纳为师傅，我也要感谢福克纳，正是因为福克纳，我和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硕士时先生本不是我导师，我也只是先生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也许是我的经常提问使先生感觉我有学术潜力，先生经常鼓励我写点东西给他看，这让我很感动，因为他毫无门第之见。之后和先生有了很多进一步的合作，准确地说，先生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在他的提携和帮助之下，我和他一起翻译了学术性很强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后来我自己独立翻译了难度更大的南大出版社多棱镜系列《文化》，没有先生当年的信任和帮助，我很难完成此重任。

　　真正让我和先生有更多交流的是福克纳这个桥梁。2004年，在先生、陶洁等我国福克纳专家推动下，第三届国际福克纳会议在四川外语学院举行。刚刚硕士毕业的我也写了一篇关于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女王》的评论，这篇青涩的论文在先生的修改帮助之下很快就发表了，这使我研究福克纳的兴趣倍增，也正是在这之后，我慢慢地走上了研究福克纳的道路。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每人都领到了一份特殊的礼品，即上海译文出版社在那年刚刚出版的福克纳文集，一共八本。记得陶洁老师在那次会议上还特别提到这八本书，说蓝仁哲教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的确，还有什么比赠送福克纳文集更有意义的事呢？如今，这八本书整天在我案头，已经是我开展福克纳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

　　先生常常说做学问要有定力，我想做福克纳的研究更要有定力。虽然先生没有类推到福克纳，不过他的定力很好地展示在福克纳两部巨著的翻译上。先生也常常说做学问，要先做人，否则学问做得再好，也修不成正果。多年的交往，我感觉先生是个坦诚、善良、有爱心的老人，最关键的是，没有架子。硕士毕业后，虽然我在南京工作，和先生不常见面，但在我心里，他早已是我可以敞开心扉的一位长辈和朋友。找工作，找对象，什么事总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仍然记得当年考博时请他写推荐信的情形，在与被推荐人的关系一栏，先生欣然写下八个字：“不是导师，胜似导师”，感动之余心里油然而生的是责任，恐怕只有在学术上继续求索，才能对得起先生的这份信任和鼓励。

　　如今，先生已经看不到这些文字了，这位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外国文学研究、加拿大研究、福克纳研究做出巨大推动作用的前辈却在几天以前驾鹤西去了。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想，这辈子，如果我能像先生一样地做人，像先生一样地做学问，在福克纳研究中保持“定力”，也算是对先生的回报吧。

　　□韩启群（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