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的隐语：身体还在，心灵没了？

　　■ 骆意不绝

　　骆新 东方卫视主持人

　　公共建筑所形成的公共空间，其实是城市人群极为重要的社交场所，应该具有包容性和亲和性，然而，现代的公共空间在设计上，却总是崇尚生硬冷峻、空洞混沌。

　　在上海住久了，也逐渐喜欢上了接受被上海女人所“调教”。其中一个表现，便是懂得“去哪儿吃饭”才能讨女士的欢心。

　　所谓“上海小资”，实际上是休闲与品质的代称，它与“北京大爷”的粗粝感是明显对比的。餐厅的位置、格调很要紧，但更为要紧的是，大多数上海小女人都喜欢选择在大厅用餐，而不是进入包房。

　　我曾询问过其中一人，为什么要如此选择，她吟出的答案，却令我一头雾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见我茫然近于不堪，那位女士才优雅地解释道：“让女人有安全感的公共空间，必须不至于过分封闭，包房乃男权的象征，阴郁压抑、乌烟瘴气。而大厅虽然陌生人很多，但无数的陌生，便形成了互相观望、揣测的暧昧，而哪个女人不是愿意被人欣赏的？你把我们搁在包房里，岂不是暴殄天物？……”

　　这个解释，令我觉得很新鲜。

　　不过，它确实让我有了重新审视“公共空间”的兴趣。

　　当今的各类大都市，每一座看上去都相当国际化，但建筑的多元化表象，却掩盖不住绝大多数男性设计师内心的渴盼——无论是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抑或是政府机构，高大、坚硬和力量感，都迫不及待想要传达一种强烈的权力意识。

　　当高耸入云的建筑物，逐渐成为我们抬眼即可望见的地标时，它所象征的不平衡感，瞬间激起了奋斗者征服的欲望。市场经济主导的世界，看似是平的，但都市建筑的高度，弥补了人类渴望差异的本能，它通过纵向距离的拉伸，满足了许多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快感。

　　现代建筑的体量，借助于科技手段而日趋巨大，它们几乎就是现代的巴别塔，穿梭在这样的建筑中，传统有序对称的建筑美学遭到瓦解，建筑的静谧感已经不复存在了，病态的兴奋却肆意流淌。

　　“啊，北京、上海这些年的变化真大啊！”每当旅游车内传出一声声惊叹的时候，总能给当政者带去无限的骄傲，享受这种被人仰望、艳羡的感觉，真爽啊！

　　但是，爽了之后，又能怎样呢？

　　必须承认：现代建筑的巨大存在感，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我们一方面厌恶它日趋不自然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却越来越依赖它；我们咒骂着它丑陋的外表，却屈从于构筑它的资本力量。

　　虽然许多古老的建筑，已经很难再与这座城市的新兴建筑“一争高下”，但它们仍然散落、分布于上海旧租界的各处，如同没落了的贵族纪念碑，每一级台阶、每一块大理石，都封存了历史瞬间，那些随手可及的斑驳记忆，其美学和情感意义非同寻常。所以，外滩或老租界的老房子，便被纷纷改造成了诸如餐厅、会所、博物馆等的公共客厅，人们在这样的“老人”面前，不会觉得有压抑感，相反，倒是感觉很亲切。

　　公共建筑所形成的公共空间，其实是城市人群极为重要的社交场所，应该具有包容性和亲和性，然而，现代的公共空间在设计上，却总是崇尚生硬冷峻、空洞混沌。五十多年前，就有人批评那座最大的广场实在是“不符合人的尺度”，但这种“不符合人的尺度”的创新，却一再被中国建筑师和规划师奉为圭臬。梁思成曾说：“建筑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安放人类的身体，也要能够安放我们的心灵。”

　　遗憾的是：身体还在，心灵没了。

　　我经常想，如果让人们投票选择“你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公共空间”，哪座建筑可以当选？要是我选择：最喜欢的公共空间，可能只是一间干净、有特色的餐馆大厅；而最厌恶的空间，或许会是被割裂成七拐八绕、阴森恐怖、甚至连缴费都要在上坡处的楼宇地下停车场……

　　建筑是艺术和社会学象征性结合的表达，正如尼采说：“如果真正希望，我们敢于设计一种与灵魂状态相对应的建筑，我们竖立起来的建筑可能会是一座迷宫。”

　　写到此处，我还是要感谢那些拿中国当建筑实验场的设计师们，他们还是太过懦弱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造出能完全暴露人类内心的东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