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农民之子的精神反哺(1)

　　【人物】

　　张英洪 出生于湘西农村，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曾以“纵观上下五千年，横看东西两半球”自勉，立志以自己的学术努力分担农民的心身疾苦，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著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等。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三农研究之途

　　对于三农学者张英洪而言，一切都在变得更好，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办公室的书柜里，装满了自己喜爱的书籍，地面上堆叠着自己即将阅读的书籍，而他自己的学术作品《农民公民权研究》在一番波折后，也终于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从公民权角度研究农民问题的著作。

　　“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生活最终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展开了。”张英洪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笑容在嘴角结束，而笑意仍浮动在眉眼间。他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作品，看成一个农民之子凭借良知与学识，对农民进行精神反哺。

　　十几年前，他发表文章主张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新政策，被周围人嘲以“天方夜谭”之论，如今已成为现实。多年前，他放弃单位分房、升职等机会，全身心攻读博士学位，一心做学术研究，有人迷惑不解，现在他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来回应他们。

　　他现在所从事实际工作，是政策研究。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存在一定的距离，前者意味着个人的自由思想，后者倚赖权力以执行，他一直在努力平衡自己，不至于做出非此即彼的尖锐选择，既保持独立，又珍惜体制内行动的空间。

　　于建嵘谈起他，说这个来自神秘湘西农村的汉子，有着湖南人的血性与才智，能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保持学者良知，既不为权势所压倒，也不为世风所迷惑。而张英洪自己的解释是：“我想知道更多关于‘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的知识，这几乎是支撑我全部生活的信仰。”而一旦生活被自己认可的意义与价值观所驱动，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

　　荷戟彷徨

　　承受封闭的现实

　　张英洪出生于1968年，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大山之中的湘西农村，与外界隔阂，当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时代的错乱仍然荡漾在张英洪的生活中，村子里随处可见文革标语、乡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以及行事的作风与习惯，不时露出戾气与暴力的影子。至1986年高中毕业，村干部竟因嫉妒而扣下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导致他不得不复读一年，也让他切身体会权力可以扭曲人性。之后，社会秩序与权力结构，成为他长期思考研究的对象。

　　关于自己的大学时代，张英洪反复强调，那是一个 “黄金时代”，社会气氛开明而活跃，大学里洋溢着明快自由的思想之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充满了浓郁的现实关怀，以及高调的理想主义，似乎只要自己愿意，个体的人生就可以与时代的进步相结合。

　　尽管，在之后的人生里，他意识到这种崇高的激情，多少夹杂着脆弱与虚渺，对于个人而言，接受自己所不能改变的，改变自己所能改变的，才是较为理性的立场。但那种气氛带给他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他始终是心怀感激的，而且彼时风气下所孕育的文化热，以书籍的形式进入张英洪的生活，使得他通过阅读，进入更为开阔的世界。

　　他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者编书热的受益者。此前充满不公与粗砺的现实，压制着他对社会的想象力，阅读则迅速打开了他封闭的心灵。他读朱光磊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种），得知人类可以建设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激动难言。多年以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特意去拜访了丛书的编委金观涛先生，他向他表达自己的感谢，内心则因自己未做出像样的学问而隐隐自责。

　　大学毕业，他被分配至县里的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成为县里第一个站柜台的大学生。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他无力跨越，惟一能做的，是实践自己学到的商业理念，诸如“将顾客当做上帝”。他的大学生身份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使他成为一位被众人围观的新闻人物。在那段他明知要告别的生活里，这是一抹青春的亮色。之后凭借勤恳与真诚，他被调至县委工作，一度任职县委书记秘书一职。

　　格格不入

　　自发成为三农问题研究者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问题日益尖锐。家里务农的父母，辛苦劳作一年，最后却无力上交农业税，需用张英洪的工资加以补济。而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他可以更切实地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负重与苦楚，农民们写给县委书记的信，总是一纸辛酸。心地仁厚的书记，经常安排张英洪把钱送到农民破落的家里，这个书记在得到众人称赞的同时，也引来更多的求助信，将其拖入被动与无奈。

　　这一切，带给张英洪极大触动。他慢慢明白，要改变农民的处境，光有人道主义是不够的，靠执权者的善心，更是有限的，重要的是制度性的保障。在社会问题面前，或者说体制性症结面前，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能改变的东西，也是非常小。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想法，开始在他心里萌芽。

　　但是在封闭的县城，思想的蕴育与探索，是极为孤独的事情，他找不到可以交谈与倾听的人，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人交换对社会的见解。阅读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他孤独的解药。他有时通宵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省城买书，为获得一本好书而窃喜。

　　寻求在更开阔的视野上探索农民问题的解决之道，终究给予他告别的勇气，2000年，他重新成为学生。读完研究生，在省委机关栖身几年，他又继续读博士，博士毕业后，他非常坚定地来到北京工作，彼时他在小县城历经的思想上的孤独寂寞，使他难以忘怀。因为他的执著，一切都如他所愿。当然，故乡仍是他心魂所系之地。他把自己称为是“自发的三农问题研究者”，学术冲动因生活经验而生，学术野心，则为建设更好社会的理想所驱动。他多次返回故乡，深入调查，遍访乡人。

　　2007年，在张英洪的调查访谈中，一个在土改中担任民兵的老人，与一个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之子的老人，一同坐在他面前，前者精神焕发，侃侃而谈，后者憔悴衰老，自卑拘谨，那是制度留在个人生命里的伤痕。历史就在这样的对照中，露出诡异的讪笑。而一个体面社会最基本的标准，是制度不伤害人，彼此互相滋养。这正是张英洪的愿景。

　　C03-C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下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