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用自己的话语解释“三农”

　　十年前，李昌平以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风靡全国；十年后李昌平新出《再向总理说实话》，再为“三农”鼓与呼。

　　在这十年里，李昌平从经商，到《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编辑，再到香港乐施会工作，并于2006年担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成立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并于同年在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从事乡村建设，其身份经过了多次转换，他对“三农”问题的思考也逐步深入，对于过去十年来的“三农”政策，也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审视，并趋于理性和深入。

　　从常年从事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到学界的知识精英阶层，再到以自己的想法实施乡村建设，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李昌平有关“三农”问题的思考无疑值得关注。

　　在李昌平看来，“中国人主要有四套话语，一套是老百姓的，一套是官员的，一套是NGO的，一套是学者的。很难有人把四套话语全都搞懂。”

　　他就是打通四套话语的少数人。从基层政府，到学界，再到扶贫和乡村建设实践，李昌平打通这四套话语系统，足足花了十多年时间。最近，他用自己的解释框架，对“三农”问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打通四套话语

　　无论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发出的警告“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还是稍后呼吁“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对李昌平而言，是老百姓话语和基层官员话语的结合。

　　到北京不久，李昌平先后认识了温铁军、吴思、陆学艺等学术圈中的人。但是，他并不懂学术圈里面的人在说什么，学者们的很多学术话语他听不懂。

　　李昌平在《读书》杂志2002年第7期和第8期发表了一篇《我的困惑》，批判一些学者“公司加农户”的观点。比如，有人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李昌平认为，科学技术在宏观上对国民是有好处，在微观上可以增加极少数新使用技术人的收入，但是整体上，它使农民收入下降和递减，技术越进步，农民收入越下降。

　　李昌平选了离开学术圈，另一个原因是：他原来经常做一些大学生支农的项目，让大学生和农民相结合，因为找他的人多，经常有一些机关的人去杂志社找麻烦。

　　2003年9月，李昌平到乐施会工作，去西南地区扶贫。有一次，学者赵树凯去云南给李昌平和同事讲农村政策，有同事问李昌平，赵树凯说什么，怎么听不懂？晚上，赵树凯跟李昌平两人在一起喝茶，赵树凯问了李昌平一些问题，但是，问题的本身李昌平也不懂。

　　花了好一段时间，和学者们的交流增多了之后，李昌平搞明白了这个圈子里的人到底在说什么。

　　到乐施会工作之后，李昌平了解到一些中国非常贫困地方的实情，也经常会去一些发达的地方，以及其他国家，并有了国际的视角和比较的视角。他开始接触到了NGO的话语，并经历了从听不懂到听懂的过程。比如参与式，公民社会等等NGO组织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目前已经被国内广泛接受，并且被学术界所推广。

　　理论在现实面前的无可奈何

　　在搞懂这四套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李昌平对于“三农”问题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强烈改革支持者。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农村越搞越糟，找不到出路，思想就比较困惑。我们按照改革路子改下去，农民日子应该越来越好过。为什么农民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

　　在云南扶贫的时候，李昌平发现，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地铁，少修1公里的磁悬浮铁路，那么，贫困山区就可以修很多公里的沙石公路。

　　西盟佤族自治县岳宋乡的木古坝山寨，这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1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李昌平还发现，在大凉山区的白族和傈僳族山寨，十几年前，那里还是原始森林，两人都合不拢的树墩现在还满山清晰可见。白族和傈僳族人在山里生活了千百年，但砍伐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的原始森林却没有给他们任何补偿，靠捕猎为生的傈僳族人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靠放牧和农耕的白族人不得不重新修造梯田。当山上的泥土流向三江的时候当地人民好不容易开垦的梯田要“退耕还林”，补偿他们8年的口粮就了事。

　　他据此认为，现代化的速度越快，对贫困地区的巧取豪夺越厉害，让那个地方更贫困。表面看，贫困是人家的问题，其实它是现代化的一个负产品。“很多人以为通过现代化可以解决农民问题，我以前也是接受这个观点的，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这么多年搞工业化解决了没有？”

　　在李昌平看来，之前的四套话语，都不足以在理论上解释，也不能在现实中解决“三农”问题。

　　用自己的框架解释“三农”

　　在打通四套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李昌平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框架。在他看来，农业发展一般会经历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追求农产品产量增长效益，只要增产，就能增收，这也是大陆1985年前的状况。

　　1986年后，大陆的农业进入第二阶段，追求农产品价值和价格增长效益，增产不一定增收。这时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可是“三农”政策还在追求量的增长。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农产品降价，而生产资料的价格却在往上涨，所以，农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2002年后，极少地方进入第三阶段，追求农产品市场份额和定价权增长效益。在第三阶段，需要扶持农民组织化发展重点扶持农民合作社（社区合作互助金融是核心）建设。

　　对于自己的创见，李昌平相当自信。他举例说政协、统战部在一个地方有点儿，几个政协委员捐了钱去搞新农村建设，请李昌平去做专家。他们在有些村子里面搞塑料大棚，有些搞沼气池。

　　李昌平问他们，你那个大棚生产的产品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处于第一个阶段我没有话说，因为供不应求。处于第二个阶段，供求平衡，那你怎么能够追求到价值增长收益？如果是处于第三个阶段，没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你就没有定价权，你干吗要去搞它？

　　李昌平还说，过几年家家户户都不养猪了，因为农民养猪已经很早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定会过渡到第三个阶段，是有钱人去养猪，小农养不起猪。

　　当天，社科院专家说，昌平你这个说得没有依据，不科学。

　　若干年以后，李昌平去那个村子里看，所有的沼气池都是废的，农民都没有养猪。所有大棚也都废在那里——这些大棚原来生做饺子用的韭菜，开始搞的两个大棚很挣钱，最后一下搞几百几千个大棚，已经不挣钱了。

　　按照自己的思路，李昌平2011年和孙君、谢英俊等搞了十多年乡村建设的民间人士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院，介入新农村建设。

　　他在信阳平桥区郝堂村做了“养老资金互助社”，让农民自己为主体，自己管理。

　　他最近又提出，农业还有第四个阶段，即异化阶段，“城市郊区的农业服务业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书摘】

　　在《再向总理说实话》中，李昌平谈到了制定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一，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安全和农民增收放在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考虑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保障国民对农产品需求安全是农业的首要目标，农民在保障国民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同时要尽可能获得与非农民同等的收入。

　　第二，把城乡平等发展、互相促进、共同繁荣放在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考虑我国农村政策。未来30年是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存的阶段，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再不能搞以农补工、以乡补城了。因此，城乡平等、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是制定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三，把农民当家作主放在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考虑乡村政治制度安排。农民当家作主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村民共同体自治的框架内当家作主，这方面要不断改进；另一方面是在管理各级政府和国家的政治层面当家作主，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要在农民参加公务员招考、竞选县乡领导职务、竞选各级人大代表等方面一视同仁，并作出制度性安排。

　　第四，把农民赋权放在三农发展的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综合考虑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基本组织制度、农村基本治理制度的完整统一。

　　摘编 张弘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