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的勇气锐气与灵气

　　【《一九四二》系列评论之二】

　　面对沉甸甸甚至被我们遗忘的历史，它没有采取时下惯常的戏说或装神弄鬼的演义，而是直面并打捞那段残存在我们民族深处的记忆。

　　电影《一九四二》，是由这样四部分组成：一是以老东家为首的难民；一是美国记者白修德；一是上自蒋介石、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下至兵士的官府；一是日本侵略者。主线是难民，除白修德和难民有些许的交织，其余基本都是平行线。这真的是一部难以拍摄的影片，没有传统的情节线，没有绝对的主角，主角是“一九四二”那场震撼人心的灾难。

　　好就好在没有主角，没有交织。它让戏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更让戏有了真正意义上宏大叙事的演绎，让戏变得如此厚重，不能承受任何人物与情节之轻。看到电影一半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电影只剩下了老东家一列难民的故事，其余都放在背景去处理，会成为什么样的情景？会和眼下的电影没什么两样。好就好在有了白修德、蒋介石、李培基，和一系列看似走马灯来去匆匆、花开花落不间断的其他人物。它让那场灾难不仅沉重，更融有中国特色而具有了复杂性、残酷性和惯性，以及和现实的相关性。它让历史不再只是尘埋网封的老照片，而变得可触可摸，含泪带血，有了自己心理谱线，有了多少可以照见我们自己容颜与性格的一面镜子。

　　曾有人说这部电影因缺少更严酷的残忍度，难民过于有序和温情，降低了电影真实的力度。但是，我要说，这样的批评多少有些苛刻。只要看看周围已经和正在放映的电影，不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式的大制作，就是一锅烩式的全明星走马灯演绎的历史大题材；要不就是充满东施效颦浅薄的先锋式样、取悦观众的搞笑模式、明目张胆的商业广告式样。艺术片不像艺术片，生活片不像生活片，历史片不像历史片，只是急功近利地在国内的院线上匆忙地昙花一现，或在国际影展中走秀般地挂角一将。难接地气，缺少与历史和现实衔接的烟火气，更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真知灼见的批判勇气、锐气和灵气。

　　难能可贵的是，《一九四二》有这样的勇气、锐气和灵气。面对沉甸甸甚至被我们遗忘的历史，它没有采取时下惯常的戏说或装神弄鬼的演义，而是直面并打捞那段残存在我们民族深处的记忆。一九四二年的记忆，存在逝去的那段岁月那里，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有意识地去唤回它们，恢复它们，它们有可能就会永远那样沉睡在那里，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人们更容易将目光即时性地投向充满利益交换和诱惑的眼皮底下与前方，唤回或恢复记忆，面对那一段哪怕再残酷并令我们自己羞愧的历史与现实，不那么容易，那是一种能力。这能力，不仅属于艺术，更属于思想。

　　江河不洗今古恨，天地能知忠义心。历史上有些年头，是极具意义的，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九四二》，让我们记住了我们民族这个饥荒、残酷、屈辱的一九四二年。它的意义，便不亚于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或一九六六等许多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年份。看完这部电影，让我想起雨果著名的《九三年》。它的意义，便是同样有勇气有能力为我们钩沉并再现了那段最具有意义的历史，让那段历史成为了艺术的经典。

　　□肖复兴（北京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