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2:星期五周刊·放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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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 最难的时候,早上起来就盼天黑

2012年11月3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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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和刘震云重走了一遍灾民逃荒之路。
冯小刚(左三)在片场给李雪健、张国强、于震(从左到右)说戏。
逃难中的灾民遭遇日军轰炸。七八百人的摄制组,为了顺拍频繁转场,给制片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冯小刚说,从《一声叹息》开始,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
《夜宴》上映时遭遇过很多非议,但冯小刚至今仍认为它在视听上做到了登峰造极。

  1993年,王朔将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1942》推荐给了当时主要是担任编剧、有时还兼任美工的冯小刚。看完小说后,把这部小说搬上大银幕的种子就算是在他心里埋下了。1994年、2000年、2002年,冯小刚三度准备开机拍摄,却因审查、投资等问题一直未能如愿。这期间他成了贺岁之王、史上最卖座的中国导演,终于在到了“呼风唤雨”的地位时,冯小刚决定孤注一掷,未拿到准拍证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影片正式启动,同时做好了与王朔联手打造一部喜剧来挽回投资损失的准备。之所以这样做,只因他一定要在自己最好的阶段,拍成这部已经在心中生长了18年的电影。2012年11月2日,冯小刚接到了《一九四二》过审的消息,他和一起奋斗了五个多月的主创人员,喝得酩酊大醉。冯小刚说,这是2012年自己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采风 用最笨的方法寻找故事

  看完刘震云《温故1942》这个小说,我邀请业内专家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如何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结果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不可能。因为小说是调查体,没有贯穿的人物,也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一些1942年史实资料的拼图。怎么改?连(监制)陈国富都说,这个电影根本不能拍,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

  那是1993年的夏天,特别热,会开完以后,我和刘震云蹲在一棵槐树下面抽烟,震云问我还弄不弄,我说:弄!

  从小说到电影改编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灾民没有具体形象。同时还有一点特别可怕,小说的叙述是多线索并进,而每条线索的主人公互不见面,但又共同搅和到了一件事上,这件事就是1942年河南的旱灾。聪明人会呆在一个房间里想出所有的故事,但我觉得我不是聪明人,所以决定采取一个最笨的方法来创作改编剧本,就是沿着灾民逃荒的路、沿着所有线索发生的地方都去走一遍。

  我和震云等一众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跑了山西、河南、陕西、重庆很多地方,一路做大量的采访,在这个路上灾民的形象慢慢浮现出来,变得具体了。我们把人物关系、阶级关系摆对了之后,人物就开始有了生命,剧本就顺势而为,让他们自己生长,直到剧本的最后一刻,我们才能知道每个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是什么样的。

  第一稿出来后,震云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十几万字,一部电影常规的剧本量也不过三万字。但每一个细节都特别鲜活,人物的语言也非常准确,我们又不得不做艰难的取舍工作。由于人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稍动一下也都连着筋,震云在之前已经写了有十几稿,到开拍前又写了两稿,拍摄中间也对局部做了好几遍改动,非常艰难。

  投资 万一钱打水漂,就拍喜剧找回来

  《一九四二》的故事是在路上寻找波澜起伏,其实拍摄过程也是波澜起伏的,拍这部电影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前几次筹备的流产已经让很多人心力疲惫了,但现在是我一个很好的时机,在我的票房还没有往下掉的时候,投资人是最有信心投资这部电影的。

  在等准拍证的阶段,美术提前六个月进组设计,造型服装所有一切都开始实干了,这就意味着大把的钱要往里头花,但能否批下来,当时谁都不知道,可我又不能跟工作人员说我不知道,我心里没底,就一直干,一直花钱,这对(王)中军、(王)中磊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没同意拍,就将造成巨大的资金损失,所以每天我都很挣扎,其实第一次开发布会宣布启动时,能否通过我们根本没底儿,只能是主观地往前推进这个项目,至少尽可能让我们自己觉得,它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段时间我是特别难熬的,我甚至同时跟王朔在弄一个喜剧,心想万一不让拍,这钱打水漂了,就得靠这部喜剧找回这个损失。

  顺拍 让演员真的经历一场逃荒

  一开拍,我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这部戏必须顺拍!除了演员要日益消瘦的问题, 一定要让他们与灾民感同身受,必须让他们像真的经历了一场5个月的逃荒一样,而且同样是在天寒地冻的10月至次年春天。

  这给制片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在山西整个境内,平遥、长治、太谷、霍州,这都是相隔三四百公里,只要转场一次,就至少一天什么事都干不了。我们是七八百人的摄制组,十七八个集装箱的道具,十几个集装箱的服装,加上大拖板车拉着坦克、炮车等等,我们就拖着这些东西,三进平遥,四进长治,要是按照常规方法拍摄,肯定是在一个地方把在这里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拍完了,而顺拍不但耗时耗力,那个场景还得保留好。

  这样不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让所有人都精疲力尽。张国立他们在寒风里冻着,泥泞里走着,有时候演员好,但群众演员不好,就得一遍遍重来。他们饿得实在没劲,平时走路都喘着气,现场录音说你们别喘得那么厉害,但他们说不是故意的,就是喘得厉害。最后张国立说,还哪能想着表演啊,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坐下来,歇会儿。

  摄影 中景多,一天拍不了几个镜头

  我跟摄影吕叔(吕乐)商量,整部电影最满的镜头也是中景,没有近景,也没有特写。我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演员不管化妆造型再到位,如果你给他特写,他还是一演员,如果是中景,就要带着人物关系,就帮着他更像灾民。但这样拍一定比近景难拍,总是有人物关系和布置,所以一天也拍不了几个镜头。

  山西部分是拍得最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徐帆说,我想玩,想打球。那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怎么拍也拍不完啊。

  我甚至有过这么一段:一般导演是怕天黑,因为测光密度不够就拍不了,但这个戏的很多时候,我从早上起来上了车就盼着天黑,反正也拍不完,只要天黑我这一天就挨过去了。结果吕叔拿着测光表说还能再拍一条,我心里就想着怎么还能拍一条啊?都变成这样了。

  剪辑 蒂姆·罗宾斯多半戏份被剪了

  作家麦家说,文学是一片麦浪,电影就是一块饼干。电影和文学不同,文学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电影每场戏却只是这棵大树育出的一个果子。但我们尽量让《一九四二》的每场戏不仅仅是一块饼干,或者一个果子,我们尽量去保留它的枝蔓。

  由于观众在观影时间上的习惯,片子最后有2小时15分钟,很多地方都不得不舍弃,比如张涵予和蒂姆·罗宾斯多一半的戏份都被剪掉了,大家都看得出他们的线索停了,但我想观众还是更愿意看灾民这条线,没办法只好剪掉。

  过审 得到消息,我们都喝大了

  如果问我2012年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听到《一九四二》过审的消息。之前我一直在等通过令,上映日期也不敢定,期间领导出国了,回来又病了,最后领导咬着牙起来审这片,看完了说,通过。这个电话打过来,我拿着电话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消息,布置接下来的工作。

  我接到这个消息时(王)中军和(张)国立正好在身边,我打了40多分钟的电话,等我打完,他俩已经喝了四瓶红酒。我撂下电话也跟他们喝了起来,那一天,我们都喝大了。

  “拍《一九四二》之前,名利双收,结束我的导演生涯也没问题,我可以过轻松自在惬意的日子,也可以拍些四两拨千斤的电影,但我觉得,既然我有这样一个条件,这个东西又一直摆在心里头,还是应该利用获得的资源,把想拍的东西拍出来。”

  ■ 解惑

  为什么拍? 

  观众积累的信任给我很大底气

  拍《一九四二》之前,名利双收,结束我的导演生涯也没问题,我可以过轻松自在惬意的日子,也可以拍些四两拨千斤的电影,但我觉得,既然我有这样一个条件,这个东西又一直摆在心里头,还是应该利用获得的资源,把想拍的东西拍出来。长期以来,观众给了我一个基本的信任,这个信任在我决定拍《一九四二》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底气,我觉得它不会输得太惨,《一九四二》不是在挥霍我原来积累的品牌,我觉得反而是又一次储蓄。

  史诗电影? 

  我更愿意说它是民族的心灵史

  罗马放映后,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一部史诗性质的电影,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空。一个电影拍出来,观众透过表面的故事,还能在背后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价值就不薄。史诗在我的脑子里总是有点过于波澜壮阔,有点飘,我更愿意说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票房预测?

  它会让电影市场专家大跌眼镜

  观众的评价,我虽然在意,但改变不了什么。观众怎么看待它、获奖不获奖,这个电影就在那儿。但我相信这部片子肯定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很High、不随大流,大家拍文艺片我去拍商业片,大家都拍商业片我就杀个回马枪,就是要做这种有挑战的,大家都不看好的事儿,用刘震云的话说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说过这部电影会让专家大跌眼镜,这个不是指艺术上的评论,我指的是电影市场的专家,觉得这个题材不可能讨好观众,但它可能是一个票房奇迹。人家说现在流行小清新,那我这就叫大清新。

  未来计划?

  目前来说,我不想再受这种罪了

  拍完《一九四二》后,我有点失落,这个失落就是要重新再找一个目标,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么让我动心的题材。这就是缘分,可遇不可求,这个东西就突然扎到你的心里头了,孤注一掷的要把它拍出来,整个过程特别来之不易,但也绝对是自讨苦吃,但这事儿,值得。不过从目前来说,我是不想再受这种罪了,以前我像是在两座高墙上长跑,但感觉没有生活,而生活又是那么的丰富,我应该享受一下生活。

  ■ 回顾

  《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

  这三部电影有一根筋是一脉的 反映我内心深处对草根的悲悯

  这几年我没怎么拍喜剧。

  当初拍喜剧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前拍的《月亮背面》《一地鸡毛》《我的爸爸》都给毙了,我的生存都出现问题了。韩三平找我拍《甲方乙方》,我一下从水下浮出来了。片子上映后发现票房还行,关键是我觉得也挺好玩,并没有觉得拧巴,可是你心里恐怕还是埋着一些其他的情怀。《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三部贺岁片对我意义重大,一下子让我形成一种声势,就着这个声势一路走下来。

  其实我一直在寻求改变。

  我的变化是从《一声叹息》开始的。拍完《甲方乙方》我就想拍《一声叹息》,可跟着又满足投资人的需要连着拍了贺岁片。别看三个贺岁片票房都不错,一听我说要拍《一声叹息》,所有投资人全跑了,只有中军这时候说“我愿意投”。我拍完这三部贺岁片,就等于像宁浩如今也有三部、滕华涛拍完《失恋33天》还有俩,就到了这种程度了,但当我想拍一个600万的《一声叹息》时,我必须做出我、徐帆、制片主任三人都不拿钱的决定,才能拍这电影。

  后来的电影,包括《手机》等,都和社会、人心、生活经历有着特别紧密的关联。接下来的《夜宴》,我必须要在一部大片里锻炼自己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是一部在视觉、视听上做到登峰造极的电影,即便是今天重放,我觉得在视听上也是非常一流的。《夜宴》也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自信,我觉得我可以拍非喜剧类的、历史题材的影片。跟着就是《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拍这些电影很累,需要轻松一下,《非诚勿扰》有点度假式的感觉,但即便是《非诚勿扰》,尤其是第二部,由于有王朔的加入,也探讨了生死这样的问题。

  我的电影始终没有把个性丢掉。《集结号》里谷子地的结局,《唐山大地震》里母女的和解,《一九四二》里最后老东家在心灰意冷时拾起这个小女孩,这三部电影有一根筋是一脉的,我觉得他们都反映了我的内心深处,对这些草根的一种悲悯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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