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 饥饿是我的胎教

　　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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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那年四川树木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篮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父亲船上，每个船员早饭一两稀饭，中午和晚上各二两，自己用小秤称，装进自己的饭缸里蒸，快蒸好后，再往饭上不断地浇水，使米粒发胀起来，“提高出饭率”，哄骗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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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老实人，连仙人掌之类勉强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树开花，花大，形状大如玉米，也是抢手货，轮不上他。偶尔运气好，得到点芭蕉头，煮过水，去了点涩味，切成片看上去像芋母子，难吃。但比起其他充饥的东西，算不错的了。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里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紧裤带，节省下来带回家去。

　　那个饥饿的冬天，母亲已有身孕，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她有必要多吃一点，为了肚子里的我。都说我有福气，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于缓解了连续三年的饥荒。

　　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整个平静的身体，一个年轻的外壳，不过是一个假象。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