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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饥饿改写的历史

2012年12月0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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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

赫治清 编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中国灾荒史记》

孟昭华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9月版
《中国史话:灾荒史话》

刘仰东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中国的大饥荒》

(美)彭尼·凯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
《贫困与饥荒》

(印)阿马蒂亚·森 著,王宇,王文玉 译

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版

  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就是在水、旱、蝗、风、震加上战争所带来的饥荒下挣扎求生。夏禹治水而有家天下,商汤为了求雨而差点自焚,西周大旱导致共和行政仅持续十四年就还政周宣王,春秋时期的秦、晋两国由于轮番发生饥荒,引发恩怨之战。

  □陶金

  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时代,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开山凿渠、垦荒种地,人口开始繁衍旺盛起来。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农业技术却停留在靠天收的阶段,在环境破坏了之后,各种灾祸绵绵不绝。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在黄河流域,自秦汉至隋唐,自宋元至明清,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很容易造成歉收绝收。

  没有粮食,农民们就会饿肚子。历代统治者和官僚们大多将造成饥荒时期的粮价暴涨归结为大商人囤积居奇,以此为指导思想,展开重农抑商、平抑粮价的政策,大量的农业人口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粟特人充当了中国与国际商贸联系中间人的角色,却罕有汉人参与其间,原因也就在于此。治国者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央集权型社会,最高统治者居城的粮食供应被放在首位,然后各级官僚机构粮食供应保障力度层层递减。在地方上自我保护机制不发达的情况下,本地原有余粮被大量征收,而救灾粮无法到位,就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饥荒。在集权王朝兴盛之际,国家会采取各种赈灾策略抑制饥荒的蔓延;如果处于末世,国家控制力衰退,贪污腐败横行,饥荒就会随同瘟疫一起蔓延到四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冗长的恐怖故事的开篇:首先是存粮吃个精光,活着的家禽家畜全部宰杀吃掉,野菜挖光,老鼠麻雀捕食殆尽,再不行就要啃树皮,甚至连泥土粪便都拿来充饥,如果任由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迎来的将是最让人无法直视的惨剧——人吃人。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个最悲惨的时刻到来之时,任何冠冕堂皇的人生哲理都显得那样的虚弱无力,中国传统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完全崩溃,易子而食算是稍有良心,且烹且哭是母亲对锅中的孩儿最后的哀戚。更有甚者,人在路上刚刚饥饿倒毙,肉体即刻被众人分食;如果尚有一口气在,眼睁睁地看着众人将自己凌迟。

  在事后也不会有人愿意提及,除了在史书中反复出现“大饥”、“人相食”之类的字眼,或是在一些占星、五行八卦的书籍中,对这一可怕的局面进行神秘主义的预测。

  明清时代,帝王的专制集权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峰,人口规模也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的防灾技能却逐渐退化,面对频繁的灾荒,地方上却往往没有相应的对策。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橚出了一本《救荒本草》,用于帮助灾荒中的人们如何寻找野生植物自救,但这样的书籍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十分有限。农村居民对于各种灾祸除了抱有原始的迷信观念,祈求神佛保佑,却无法建立科学的防灾体系,还要等到晚清时代靠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才逐步完善各种灾祸的预防工作。

  大明万历朝连续二十五年的灾荒,崇祯朝持续六年的灾荒,将整个国家折磨得是疲惫不堪。特别是陕西,蝗灾和大旱轮番袭击,最终引发农民暴动,大明王朝轰然垮台。清嘉庆十五年到光绪十四年(1810-1888)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灾死亡达6200万,如此庞大的灾荒死亡人口,使得历史上任何所谓盛世都让人心惊胆寒。

  脆弱的基层组织在耗日持久的灾荒面前基本上没有抵抗力,人们唯有等死和逃荒两条路可走。而在逃荒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流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北方游牧民族在粮食紧缺的状况下,可以通过南下入侵中原来获取生存资料,与汉人政权展开两千年的激烈对抗,而固守中原耕地的农民们一旦遭遇灾荒处境则更加悲惨。

  流民问题除了天灾因素,亦有人祸成分,有识之士也希望根治这一现象。遗憾的是尊严、体面与流民彻底无缘,根本无力承担改变国家命运的历史重担,为了争夺那点可怜的生存权,陷入无尽的杀戮,将原有的社会秩序彻底搅乱,文明成果毁于一旦,侥幸活下来的人变得非人非鬼,最终被历史消磨湮灭。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赶不上灾荒对社会的破坏,导致中国两千年来的大历史进程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中国传统上称为“治乱兴衰”,专制型社会一直难以摆脱也就不足为怪了。

  【实录】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

  ——《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

  ●东汉兴平元年(194年),三辅大旱,颗粒无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夏,郡国三十三旱。”“六月,扶风、始平、京兆、安定旱,伤麦。”“八月,郡国二十四螟。”

  ——《晋书》卷二十八、二十九《五行志上、下》

  ●唐咸亨元年(670年),“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旧唐书》卷五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二月,陕西不雨,五谷焦枯,泾、渭、灞、浐皆竭。时秦民以饥离散,壮者为北人所买,郡邑遂空。”——《宋史》卷六十七《五行志》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六月,安西路华州华阴县大雨,潼谷水涌,平地三丈余。”——《元史》《五行志》

  ●崇祯十三年(1640年),“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明史》卷三十《五行志三》

  ●光绪二年到四年(1876-1878年)“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清碑传合集》第三册)“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曾忠襄公奏议》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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