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1:评论周刊
 
前一天  后一天

数字版首页 > 第B01:评论周刊
下一篇

温故一九四二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2012年12月0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分享:
1944年4、5月,西安市政处警察局统计的从河南逃亡陕西的灾民人数(封面与内文)。 摄影/卫毅

  我第一次读《温故一九四二》是上大学期间,大约是2000年,距离现在已超过10年。大学里,让你不打瞌睡,能认真听下来的课不多。有一天下午的文艺理论课,我听得非常入迷。张进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他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随后,我找了《温故一九四二》来读,很受触动。

  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其中一段写到了我的曾祖母。每年清明节,家里首先去祭拜的就是曾祖母的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墓碑是一块青砖,上面只刻着她的名字。因为埋葬她的时候,家里太穷。她去世于1961年。当时跟全国一样,我们家乡也出现了“吃的问题”,一家人没什么吃的,曾祖母更多的是把自己的那口饭让给我的父亲,她自己吃得极少,最后死于饥饿。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看到那篇我写在系报上的文章,大概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我把报纸带回了家。有一天下晚自习,我回到宿舍,父亲往宿舍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他说他看到我写曾祖母的那一段,他很后悔,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吃曾祖母让给他的饭。父亲在电话那头停住了说话,我听到了啜泣的声音。

  在采访刘震云的时候,我提到了我自己家里的这件事。刘震云说:“家族延续下来是什么?绝不是家国天下这些理论,曾祖母省下来一口东西给了你父亲,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些东西照亮了整个民族的未来,而不是统治者说的大而无当的话。”

  重返“一九四二”时空

  刘震云给我提出了建议,把他当初写小说时采访的路线、后来和冯小刚为筹拍电影重走的路线、美国记者白修德调查的路线、灾民逃荒的路线都跟我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很早就看到冯小刚说,他在有生之年希望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之类的话。跟他的想法近似,我觉得这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隔了10年之后,当我早已从大学毕业,工作都快10年了,突然听到冯小刚要开机拍电影《一九四二》,我非常吃惊。倒不是说这部更像是调查特稿一样的小说很难改编,而是在目前的电影审查制度下,想投拍这部电影非常之难。但是,竟然开拍了。

  今年6月份,我们杂志的编辑白伟志跟我说,对“一九四二”这个题是否感兴趣,我马上答应下来。8月份,刘震云最新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出版,我在北京采访他的时候,得知电影《一九四二》会在11月底上映。

  我说我想回到1942年的历史中,去实地走一走。刘震云给我提出了建议,把他当初写小说时采访的路线、后来和冯小刚为筹拍电影重走的路线、美国记者白修德调查的路线、灾民逃荒的路线都跟我详细地说了一遍。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陆续找了很多资料来看,包括白修德的回忆录《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里面有一部分是写他当年到河南采访饥荒的事情。白修德的经历和文字本身都很吸引我,况且他也是记者。我当时就想,按照白修德的路线重走一回。

  我的大学老师张进,把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授过的“新历史主义”写成了书——《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我特地看了一下出版时间:2004年5月。那时候,我从大学毕业快1年了。我很快地从书中找到了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分析评价。那些文字,像是从纸页上浮起,化成大学时课堂上的情境,让人怀念。

  为何“温故一九四二”

  “我”跟姥娘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这也是刘震云要写《温故一九四二》的一个原因。

  10月份,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去山东高密采访,写完稿之后,就开始着手投入“一九四二”的实地探寻。

  我第一站来到了郑州。这是当年白修德调查河南灾荒的终点。我在郑州吃的第一顿饭是“花生炖猪脚”。吃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几乎是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

  大学老师写的书给了我理论上的帮助,在郑州《大河报》工作的大学同学游晓鹏则帮我找到了1942年灾荒的幸存者。

  在采访幸存者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时间的长度并不能抹平他们的创伤;二是,说完1942年,他们会接着说到1960年。当年看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有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极深。小说里,“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回到河南老家寻访1942年的事情,见到自己的姥娘,“我”跟姥娘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已经提前看过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的结尾正是“姥娘”说的这句话。刘震云非常满意这个结尾。这也正是我能想到的关于这部电影最好的结尾。

  在洛阳查资料的时候,我在《洛阳市志》看到一段:“西汉时期,洛阳人口迁移愈加频繁。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洛阳及以东地区‘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民们扶老携幼,道路相望,饿死者十之七八。东汉末年董卓兵烧洛阳后,尽徙洛阳人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洛阳城化为废墟,附近耕地鞠为草茂,满目荒芜,粮食奇缺,饥馑连绵,为寻其生活,百姓被迫向外迁徙。曹操统一黄河流域后……”如果一直引用下去,这些版面都不够刊登。

  刘震云说他研究了从东周以来的河南灾荒,他发现,历史一直在重复。“客观的东西是不断在变化,现在跟秦朝比,秦朝没有电、冰箱、空调、飞机……这样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变化很小。你要是了解河南灾荒,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变化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这也是我要写《温故一九四二》的一个原因。”

  什么是真正的“救荒丸”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了大饥荒,希腊发生了“人为的饥荒”,孟加拉湾发生了“崩溃饥荒”。阿玛蒂亚·森通过对饥荒的研究,得出的解决办法是:建立民主制度。

  我在档案馆翻阅资料的时候,一些馆员对我所查的东西感到很惊奇,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显然,也没什么人来查过这些资料。这些资料记载很有限,叙述也很简单,透着一股统计学意义上的冰凉。

  按刘震云的观点,平常吃什么饭菜,我们会记不起来,但如果昨天吃的是老虎肉,那印象一定深刻。当饿死人的事情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隔三差五地就来一回,大家就麻木了,甚至呈现出某种荒诞。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矿难再发生时,记者们也不愿写了,读者也不愿意看了。

  我在看关于“一九四二”的材料时,突然想,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发生了哪些灾荒呢?

  1942年,盟军对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希腊实行禁运,希腊出现饥荒。德国当局对此无动于衷,仍坚持要求希腊民众向占领当局交付食物定额。这被称为“人为的饥荒”。

  1943年,孟加拉湾发生饥荒,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这场大饥荒进行过长期研究。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决定优先对日作战,听任粮食和物价飞涨,导致众多贫民死亡,受害者同样达到惊人的300万。阿玛蒂亚·森将此称为“崩溃饥荒”。

  1943年2月24日的《河南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对刘道基说,要是这玩意儿管用的话,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不会饿死人。

  什么是真正的“救荒丸”呢?阿玛蒂亚·森通过对饥荒的研究,得出结论:建立民主制度。

  人民会用嘴巴投票

  “蒋介石肯定觉得罗斯福、丘吉尔是重要的,河南一个灾民是不重要的。最后,罗斯福把他放弃了,美国人把他放弃了,灾民也把他放弃了。”刘震云说。

  白修德当年对国民政府在灾区仍然征粮感到非常不解,他问一位军官是何原因。该军官说:“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结果是怎样的呢?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给日本军队。再往后,是河南人帮助了共产党,更往后,国民党退到了台湾。

  我想说的是,人民会用嘴巴投票。“蒋介石确实在大和小的问题上打错了算盘,把小当大,大当小了,他肯定觉得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是重要的,河南一个灾民是不重要的。恰恰最后是,罗斯福把他放弃了,美国人把他放弃了,这些灾民也把他放弃了。”刘震云说。

  采访那些饥荒的幸存者时,我感受到了刘震云说的这一点。

  在这一圈采访中,我从西安乘坐高铁去往洛阳。火车出了潼关,在冬天阴冷混沌的山野里行驶,远处有几座坟墓从车窗外掠过,我想起了自己的曾祖母,想起了70年前饿死路边的那些亡灵,眼泪忽然就冒了出来,往外涌了好几分钟。

  冯小刚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对于这句话,我无比认同。

  □卫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发表《重返一九四二》系列报道)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