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果园里打工,好不容易挣了几个钱,怎么舍得转身去干义工?詹姆斯对我的疑问不屑一顾,顺口说道:“想去就去,有什么好说的!”
算起来遇到詹姆斯的时候已经是八年前,那时我和他一起在新西兰北岛的果园里打工,都住在一周房租70新元的青年旅馆里。詹姆斯是澳大利亚人,长着羊胡子,大学毕业后以当背包客为生,四处漂泊已经有四年。
我和他相识的时候,这位老兄囊中羞涩。第一周结束,还没来得及发下工钱,詹姆斯就已经没钱交房租了。他跑来找我借了30新元。后来我跟他去买衣服,发现他不是去慈善商店里花一两块钱买别人捐的衣服,就是在果园里捡到别人不小心丢下的衣服穿。
就这样一个人,在和我干活干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辞职了。我问他去干什么,他告诉我说圣诞节临近,他要去奥克兰当义工。我大吃一惊。在果园里打工,好不容易挣了几个钱,怎么舍得转身去干义工?詹姆斯对我的疑问不屑一顾,顺口说道:“想去就去,有什么好说的!”然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他。
想起詹姆斯,是因为我觉得他敢作敢当。在国外,遇到的各种人等如惊鸿一瞥。有时候他们让你佩服,有时候让你害怕而感慨。
2010年盛夏,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一群喝啤酒喝得肚子圆滚滚的球迷唱着国歌,挥舞着德国国旗,一下把我包围了,指着我手中的单反相机说:“中国人,照相!”这一天,南非世界杯上,德国队以四比一的战绩大胜英格兰队。柏林中心四处挥舞着国旗。在人高马大的球迷面前,我只能用洋泾浜德语大声嚷嚷“德意志”,然后在他们响亮的笑声中落荒而逃。事后,来自汉堡的艾琳娜对我说:“其实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德国人还不敢挥舞国旗和大声唱响国歌……人们对德国的过去感到害怕。”
5天后,我在丹麦哥本哈根的露天大屏幕观看德国队四比零大胜阿根廷队的比赛。赛后,身边的两个带有美国口音的女生毫无顾忌地高声大骂道:“那些该死的纳粹又赢了。”——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对于这个世界的某些不同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詹姆斯可能给我展示了西方常说的公民社会的一面,而德国和丹麦的经历,又让我看到这个社会当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误区和不同,但是他们都敢于表达。比如在2011年,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采访一群抗议房价高企的人们。当中,一个叫做麦克斯的汉子口齿不清地向我说:“中国人夺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可是,就在特拉维夫繁华的地中海岸边,一个从比利时前来探望母亲的金融工作者询问我中国的经济情况,微笑着对我说:“全世界都在指望中国!”我至今想起来都会为人们观念差距之大感到惊讶。
我很难评价这些人对中国的看法。世界如此之大,又如此丰富多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中的世界。从打义工的詹姆斯,到挥舞着国旗的球迷,然后是责怪中国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过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你看到他们在表述自己想法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今年在华盛顿,我在国会山外看到了一群抗议的人们,放在草地上的抗议标语写着:“保护生殖器,反对割包皮!”我不禁对此哑然失笑。四年前,上百万人在华盛顿的草地上冒着严寒扎着帐篷,等待美国历史第一位黑人总统宣示就职。但现在它呈现在我面前的竟然是这样让我觉得无厘头的标语。有时候西方世界的对比是如此滑稽和荒谬,却顿时让我觉得它们其实离我很近很近。
吴梦启(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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