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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故而无知新的《一九四二》

2012年12月03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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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二》系列评论之三】

  作为一个平民导演,冯小刚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同情弱者、悲悯苍生的那种普世价值观,他也有为民落泪的同情心。但他却不能亮起嗓子为民呐喊,更没有信心为民寻找出路——电影的主角踏上的是一条逃荒而不是逃生之路,而且最后也没有到达终点。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为发生了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是在电影《一九四二》前期预告片的结尾,原著作者刘震云的一段独白。在冯小刚的电影中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自然灾害,而是以大旱和蝗灾为诱因,在战乱、兵祸、疾疫和官场贪腐共同作用下才导致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一些媒体的报道称这部电影里的诸多人物反映了1942年大灾荒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脸谱。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所谓三教九流之分,都是天下太平时的社会分工,一旦社会陷入这场灾难,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灾难的洪流挟裹下只有安分守己的顺民、聚众滋事的刁民、四处游窜的流民;或者为民说话的好官,罔顾民心的庸官,扛衔拿枪的军官,前呼后拥的大官。

  《一九四二》这个电影基本上勾画出从愚民到流氓的转进史和中国的官场风格。随着委员长在深明大义的实业家面前承诺一句对贪官要“杀一批”,镜头一切,就以枪毙贪污赈灾粮的军需官董家耀来做了一个了断。问题就此解决了吗?没有。灾难并未因此而消失。

  中国人在心理寄托上有一种很经典的迷信——命:遇到大灾大难,迈不过去的沟沟坎坎,实在没辙了,就用“命”来作为一切因果的根源,不单是今生这条命,还要押上前生和来生。“这就是我命里注定”“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我下辈子给您当牛做马”……《一九四二》又给我们讲了些关于“命”、“罪”和转生重生的东西。而电影中值得张神父去传播福音的那位主,不过是给老天爷披了一件洋马甲而已。电影《一九四二》中,依然还抱着这么一种宿命观。冯小刚的历史观在这里戛然而止——一个现代人再次进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非常可惜。

  作为一个平民导演,冯小刚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同情弱者、悲悯苍生的那种普世价值观,他也有为民落泪的同情心。但他却不能亮起嗓子为民呐喊,更没有信心为民寻找出路——电影的主角踏上的是一条逃荒而不是逃生之路,而且最后也没有到达终点。就如电影里那些饥民,完全是随波逐流,走到哪算哪,直到自己断气。这是一种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的妥协精神。

  冯小刚的电影里没有出现一个持枪跃马,敢于改变格局的马匪胡子;而只有一个处在旁观者身份的美国新闻记者,让一个与中国式处世哲学毫不兼容的洋人,对政府官员旁敲侧击。

  让电影导演给历史一个答案,显得过于苛刻。毕竟不是每个电影人都需要变成一位思想家。不过,电影除了记录和再现时代之外,不应该让思考缺席。《一九四二》让我们痛,但这种痛仍旧是再现似的,它触及到宿命,且仅停留在宿命。如果一个导演想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做出回应,这些有些表层了。

  “离家已有一月整,挨冻受饿加上生病,梁东家本是富贵人,没想到死在路途中……谁让你心中无信念!该放下时就放下,上帝就在你身边”,张神父的这首弥撒歌特别好,从戏里唱到了戏外。

  □秋原(北京 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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