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故而无知新的《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系列评论之三】

　　作为一个平民导演，冯小刚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同情弱者、悲悯苍生的那种普世价值观，他也有为民落泪的同情心。但他却不能亮起嗓子为民呐喊，更没有信心为民寻找出路——电影的主角踏上的是一条逃荒而不是逃生之路，而且最后也没有到达终点。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为发生了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是在电影《一九四二》前期预告片的结尾，原著作者刘震云的一段独白。在冯小刚的电影中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自然灾害，而是以大旱和蝗灾为诱因，在战乱、兵祸、疾疫和官场贪腐共同作用下才导致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一些媒体的报道称这部电影里的诸多人物反映了1942年大灾荒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脸谱。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所谓三教九流之分，都是天下太平时的社会分工，一旦社会陷入这场灾难，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灾难的洪流挟裹下只有安分守己的顺民、聚众滋事的刁民、四处游窜的流民；或者为民说话的好官，罔顾民心的庸官，扛衔拿枪的军官，前呼后拥的大官。

　　《一九四二》这个电影基本上勾画出从愚民到流氓的转进史和中国的官场风格。随着委员长在深明大义的实业家面前承诺一句对贪官要“杀一批”，镜头一切，就以枪毙贪污赈灾粮的军需官董家耀来做了一个了断。问题就此解决了吗？没有。灾难并未因此而消失。

　　中国人在心理寄托上有一种很经典的迷信——命：遇到大灾大难，迈不过去的沟沟坎坎，实在没辙了，就用“命”来作为一切因果的根源，不单是今生这条命，还要押上前生和来生。“这就是我命里注定”“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我下辈子给您当牛做马”……《一九四二》又给我们讲了些关于“命”、“罪”和转生重生的东西。而电影中值得张神父去传播福音的那位主，不过是给老天爷披了一件洋马甲而已。电影《一九四二》中，依然还抱着这么一种宿命观。冯小刚的历史观在这里戛然而止——一个现代人再次进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非常可惜。

　　作为一个平民导演，冯小刚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同情弱者、悲悯苍生的那种普世价值观，他也有为民落泪的同情心。但他却不能亮起嗓子为民呐喊，更没有信心为民寻找出路——电影的主角踏上的是一条逃荒而不是逃生之路，而且最后也没有到达终点。就如电影里那些饥民，完全是随波逐流，走到哪算哪，直到自己断气。这是一种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的妥协精神。

　　冯小刚的电影里没有出现一个持枪跃马，敢于改变格局的马匪胡子；而只有一个处在旁观者身份的美国新闻记者，让一个与中国式处世哲学毫不兼容的洋人，对政府官员旁敲侧击。

　　让电影导演给历史一个答案，显得过于苛刻。毕竟不是每个电影人都需要变成一位思想家。不过，电影除了记录和再现时代之外，不应该让思考缺席。《一九四二》让我们痛，但这种痛仍旧是再现似的，它触及到宿命，且仅停留在宿命。如果一个导演想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做出回应，这些有些表层了。

　　“离家已有一月整，挨冻受饿加上生病，梁东家本是富贵人，没想到死在路途中……谁让你心中无信念！该放下时就放下，上帝就在你身边”，张神父的这首弥撒歌特别好，从戏里唱到了戏外。

　　□秋原（北京 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