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痛批“学术合作社”

　　新京报讯 （记者张弘）12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等联合举办了 “中国佛教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方立天文集出版座谈会”。来自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等机构工作人员与各方学者，就方立天学出成就以及中国佛教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人大哲学教授宋志明痛批“学术合作社”。

　　陈来：以佛教哲学充实中国哲学史

　　方立天1933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4年国务院特批，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此次出版的十卷12册文集，收入了方立天月500万字的著作，其中包括卓有影响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以及《中国古代哲学》（上下）等。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在发言中称，方立天不只是“佛教哲学家”，他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时候，是中国哲学史的课代表。“以佛教哲学研究，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是方先生的独特贡献。”

　　宋志明：“学术合作社”生产不出精品

　　人大哲学教授宋志明在发言中称，中国哲学史综合性研究是一个弱项，中国哲学史的版本很多，真正能够称为著作的并不多。很多版本都是采取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 “学术合作社”的办法，你整一段，我整一段，找一个权威的主编，把它统一下。主编不能改太多，不然作者不高兴。如果不改，主编又不忍心，所以只好糊弄出来。“一个名家做主编，多人凑起来的书，我认为根本就不成为学术专著，那是应景的做法。”

　　宋志明说，“思想是不可能两人想一样的，只有一个人才有一样的思想。”他举了冯友兰、冯契、张岱年等人为例，他们的哲学史著作都是独立完成。宋志明说，“学问就是要一个人做，我是主张，做学问要个人英雄主义，‘学术合作社’，生产不出精品。我们不要再为了申请一个国家的课题，组建一个梯队。”

　　马勇：课题组没有几个成功的案例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称，“学术合作社”就是共同研究，这方面日本学者做得更好，不是集中起来分工段写作，而是志同道合用几年、十几年研究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像日本学者的梁启超研究群。“中国式的课题组、学术梯队，没有几个成功的案例。”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称，学术合作社就像出版者自己攒书一样。“但是，正常的学术活动中少不了合作研究，关键是看有没有创新。”一读者表示，“学术合作社”成功的确实不多。“像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一卷明显最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