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派》到《1942》 苦难靠什么救赎

　　《少年派》和《1942》有着太多的巧合。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上映，讲的都是有关饥饿、灾难、生存、人性、信仰，然而，无论从叙事风格上，还是价值取向上，都截然不同。

　　很多人喜欢《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而不喜欢《1942》，是有理由的。《1942》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个用现实的残酷摧毁了一切信仰，一个又用信仰拯救了残酷的现实。这根植于人性的宪法。

　　这两部电影有着太多的巧合。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上映，讲的都是有关饥饿、灾难、生存、人性、信仰，然而，无论从叙事风格上，还是价值取向上，都截然不同，对比明显，反差极大。

　　《少年派》引发了很多讨论。李安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自从其上映之后，人们就在谈论，这部电影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在电影当中，派讲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似乎完全没有关系，其实正是一个故事。派的第一个故事中，幸存者有斑马、有母猩猩、鬣狗、猛虎和派，分别对应着第二个故事中的4个幸存者，吃素的水手、派的妈妈、厨师和派。鬣狗先杀死了斑马，然后，又杀死了母猩猩，最后，鬣狗被猛虎杀死，而第二个故事当中，则是厨师先杀死了水手，又杀死了妈妈，派杀死了厨师。很显然，在派的意识当中，用各种动物隐喻了现实中的人物关系。而猛虎就是派兽性的化身，妈妈被杀激活了派心中的猛虎。从此，派就得学会面对，并与自己的兽性相处下去。

　　显然，这绝非一个海上漂流的奇幻，真相或许可能是残酷的人吃人。然而，这个故事更加残酷的一面，在第二个故事中隐去了，并在第一个故事当中以隐喻的形式保留了下来。神秘的漂浮岛这个奇遇提供了大量的暗示——莲花、象征着告别的绳子、酸湖、牙齿，岛像一个平躺的女性，这似乎在说，派在最后吃了母亲的尸体以及尸虫，并由此觉醒。

　　《1942》也讲了人们在大饥荒当中的苦难，妻离子散、饿殍遍野、卖掉自己的亲人，而瞎鹿失踪一段故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似乎也在暗示他被那些人给吃掉了。《1942》也讲了信仰，人们逃荒的时候一定要拿着祖宗牌位，还有神父试图给灾民布道。可是，信仰并不能解决生存危机，生存让所有文明的底线沉沦，人们为了活着苟且、卑微、绝望。《1942》用一种存在主义的视角，让死亡逼近，让一切价值接近零点，既包括人的尊严，也包括民族大义。

　　从故事结构上，《少年派》比《1942》更加完整，其不只是讲述了苦难的经历，而且给出了超越苦难的答案。派是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他能记住圆周率的若干位数字，可是却记不住是怎么和母亲告别的。显然，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和心理性的自欺。如果不是遗忘，不是将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隐喻为动物世界，一个人可能就会被这种残酷摧毁。我们该如何超越残酷的现实，少年派给出的答案或许就是，靠救赎、遗忘、自欺和信仰，甚至包括这种诗意的叙事。

　　《1942》没有给出答案，影片让人沉郁、压抑，甚至感到绝望。这并不是说，一部影片这样表达不好。而是从这样的表达方式当中，我们更应该看到，当下的中国社会似乎仍然没有准备好走出过去的苦难，还不知道如何走出过去的阴影，在当下，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甚至也仍然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1942》未尝不是一种隐喻，同样也是一种救赎。

　　对于个人来说，经历了一场灾难，而实现自我的救赎，是容易的。而对于一个大型社会来说，《少年派》或许是一个终极解决方案，但是，选择少年派也是一种残酷，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尚未正视过去的苦难，尚在与猛虎同舟，而遗忘已经发生。一个社会不经过灵魂的挣扎和救赎，就能遗忘掉过去，我们能吗？我们心安理得吗？在人们对待《1942》的态度中，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纠结。

　　□新京报评论员 于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