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话剧不怕“不说人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留苏预备生童道明原本是要去学理工科，阴差阳错读了文学。在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他因暑假回国而错过选课，不得已选择了年轻讲师拉克申的“契诃夫戏剧”。这两个偶然事件令他此生与戏剧结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在研究俄罗斯戏剧的同时，他也涉足戏剧评论，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剧评家。

　　1996年，正值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诞生100周年，童道明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个中国人演《海鸥》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和100年前如出一辙。《我是海鸥》应运而生。2005年，诗人、翻译家冯至诞辰100周年之时，童道明又想到为他心爱的这位作家写一出戏，于是有了《赛纳河少女的面模》。

　　如今坐在我面前侃侃而谈的童道明已不仅是翻译家、评论家、理论家，他现时的身份是：剧作家。上周末，他因近年的创作获得了人生中第一座奖杯——话剧金狮奖的编剧奖，他称自己是“剧本新秀”。在75岁的年纪，他身上仍然洋溢着青春浪漫的气息。

　　写剧本后才知“生命的投入”

　　新京报：你从搞评论到做创作，转折点在哪儿？

　　童道明：当作为评论家、理论家，你说的话不起作用的时候，你就自己来做。

　　作为戏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现代悲剧的。理论上讲，悲剧是最有力量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卡塔西斯”，我们翻译成“净化”，就是对人精神的影响。但我们现在的戏剧生态不平衡，过多的笑剧出现在民营剧场里，居然没有一出现代悲剧。所以我第一个剧本就是一个现代悲剧《我是海鸥》。

　　新京报：“转行”后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童道明：濮存昕老讲，演人物有一种生命的投入，我说我写剧评可没有这个。只有自己写剧本后才懂得一点。你进入真的创作状态，按照创作规律的话，可能有自己的底色在里头，就是胡适讲的。这就是生命的投入。

　　新京报：戏剧圈的朋友怎么看你写剧本这件事？

　　童道明：我是我们外研所第三个写剧本的人，第一个是杨绛，第二个是李健吾。我们外研所是有创作传统的，比如卞之琳、冯至。

　　我的两个剧本出来，王育生（戏剧评论家）跟我说，老童啊，你这辈子没有白活，你两个剧本的价值超过了你三十年的戏剧评论。我们叫王育生“酷评家”，他老批评人，他当过《剧本》月刊的主编，看过不知多少剧本。黎继德（戏剧评论家）说，一个新的剧作家诞生了。

　　新京报：你在创作中会征求别人意见吗？

　　童道明：创作是个人的事情，我绝对不跟人讨论来讨论去。我跟冯至的女儿说我要写冯老，但我不跟你商量，什么时候演了请你去看。我就问了她两个问题：一是抗战胜利时云南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是什么；一是冯老跟季羡林最后一次单独见面是哪一天。她就翻了日记跟我讲。

　　写诗一直是我神秘的憧憬

　　新京报：你的很多台词都很浪漫、很诗意，不太像日常生活的语言。

　　童道明：有些好像很矫情的话为什么在舞台听起来这么令人感动？比如“普通的爱情孕育孩子，不普通的爱情孕育诗歌。”日常生活中不说的话，在观众心里是有的。每次我去看戏，剧场里都有反应，我就注意到了。

　　假如写话剧跟电视剧一样，你怎么能吸引他们从家里出来到剧场来。这还是一个戏剧的美学问题。你不要怕“这样说行不行？”“你说的是人话吗？”这就把我们给束缚住了。

　　新京报：我读你的剧本，感觉到很有一种青春洋溢、浪漫又伤感的情怀。

　　童道明：我也曾经年轻过，这是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二，我非常注意看报纸，而且我也是有想象力的人。

　　新京报：您曾经说以后还想写诗？

　　童道明：诗歌是非常高的境界，学问帮不上忙。写诗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神秘的憧憬。

　　我请人帮我搜《歌声从哪里来》的微博评论时，有观众就把我的歌词放上去了。我本来是想写诗的，但我一看这不是首好诗，但作为歌词是可以的。我明年的戏，主人公就是一个诗人。

　　新京报：这个新剧本能透露一下吗？

　　童道明：可能剧名是《一双眼睛两条河》。这个剧本里有更多跟日常生活语言拉开距离的台词。书出来以后，我想这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我就来写诗吧，现在已经写了五六首了。

　　■ 关于小剧场

　　并不追求“一定要笑”

　　我看过一些小剧场的戏，那是青春的海洋，没有同龄人。但我的戏不是，观众有年龄比我还大的，他们并不追求“一定要笑”，很多人跟我说，难得有这样安静、干净的戏。

　　理论上讲，累了一天了，进剧场就要松松快快，那能不能这么说：周围世界那么喧嚣了，我们能不能进剧场安静一下？

　　■ 戏剧的长处

　　与人交流、能长篇独白

　　戏剧的生态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题材。戏剧要跟电影、电视竞争，就要发扬它的长处——与人交流。还有一点我们关注不够：戏剧可以有长篇独白，电影、电视不行。莎士比亚时代都有长篇独白，那为什么写话剧要和电视剧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呢？

　　我想证明一下。我的一个戏里长篇独白有十来分钟，后来导演不敢，把那段一分为三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