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PM2.5浓度更要关心成分”

　　“十五”规划就提到PM2.5

　　2000年就在北京设了六个点监测冬夏两季的PM2.5浓度，还分析里面的20多种成分。

　　新京报：你参与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论证，它是怎么出来的？PM2.5的目标是怎么列入规划的？

　　柴发合：我们1998年立项，2000年就开始在北京设了六个点监测冬夏两季的PM2.5浓度，还分析里面的20多种成分，此后又展开在广州、深圳、东莞的研究。

　　我们之前就意识到PM2.5问题的严重性，看到中国已经进入复合型大气污染的状态，需要进行联防联控，便召开了多次研讨会，2010年，大气领域有16位院士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当年就出台了大气联防联控的意见。环保部之后便开始进行论证，我们都参与了。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去年出现PM2.5争议之前，政府就已经要实施大气联防联控了？

　　柴发合：关于PM2.5，现在好多人认为美国使馆的监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不是这回事。早在“十五”规划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使馆的监测，客观上的确对普及PM2.5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你说要归功于它，这我是不同意的。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中美区域大气污染的会议，这种长期合作的机制可能比短期的监测更有利于大气污染治理。

　　北京PM2.5比重一直在增加

　　北京市一年中污染最重的不超过十天，老百姓对空气质量有意见，最主要也集中在这几天。

　　新京报：你说在北京已经做了十多年的PM2.5研究性监测了，你们发现了什么？

　　柴发合：北京市PM2.5的绝对浓度值，至少近五年是在下降的，只是PM10下降的速度要快，PM2.5则慢得多，这意味着PM2.5在PM10中的比重一直在增加。

　　此外，PM2.5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原来一些细微的自然土壤成分比较多，现在多的则是硝酸盐。我们看到2007年以后，二氧化硫下降很快，PM2.5中的硫酸盐也是下降的，二氧化氮也是下降的，但硝酸盐却是在上升的，它主要来自氮氧化物，氮氧化物则主要来自电厂和汽车。

　　关心PM2.5，不但要关心浓度，更要关心里面的成分。像北京市一年中污染最重的不超过十天，老百姓对空气质量有意见，最主要也集中在这几天。这几天中，PM2.5的来源是什么，则要好好回答，现在的科研没有能够真正回答这些问题。

　　新京报：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国外历经多少年才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的例子，是不是我们也得走这个路子？

　　柴发合：有人赞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说国外都是这个发展模式，似乎是一个规律了，但我不同意。我个人认为我们达标的速度是可以加快的。

　　我们现在是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国家之一，任务很艰巨。但是，看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近十年来，我们其实已经避免走了很多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

　　我们今天上一个电厂和美国几十年前上一个电厂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的电厂要脱硝脱硫，有的甚至还要脱汞，这已经是在高起点上发展了。

　　空气达标时间表可以加快

　　在国家很重视的前提下，一定要有科技的支撑，去寻找更好的办法、技术、措施和政策，这样就会大大提高达标的速度。

　　新京报：你觉得规划提出的空气质量达标的时间表，还可以加快吗？

　　柴发合：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现在正在配合部里做城市达标的规划，怎么做？不是做几个项目就完了的，而是整体地改善技术方案才最佳，我们可以寻找最佳、具有可行性的技术，让整个城市、区域以最快速度向好的方向转变，同时付出的经济成本相对最低。

　　尽管这很难，但我个人充满信心，但在国家很重视的前提下，一定要有科技的支撑，去寻找更好的办法、技术、措施和政策，这样就会大大提高达标的速度。

　　新京报：奥运期间北京积累的经验可以成为实现空气质量达标目的的捷径吗？

　　柴发合：奥运会是举全民之力做的活动，说明区域联防联控的方式是非常可行的。

　　新京报：联防联控是否成立了统一的委员会进行？

　　柴发合：现在还没有，在制度创新这块还有很长的路。联防联控也是，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联席会议。这些机制慢慢会有的，现在规划颁布只是一个开始，主要的工作还都在后面，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新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