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生病那段经历就像一部戏(2)

　　（上接C10版）

　　与癌搏斗 当时就像饭馆里被摔死的鱼

　　新京报：2000年拍电视剧《中国轨道》时，你得知自己患了鼻咽癌，当时你却对导演说，能不能把自己的戏往前赶一赶。就没想过赶紧去治疗吗？

　　李雪健：说心里话，当时心里很简单，我没有感受到一个人生命存亡的压力，唯一想的就是，如果这个戏因为我没拍成，把这戏给毁了，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就是臭名百年，这个是我过不去的。所以我提出要求，往前赶一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要说旁观者现在分析，说这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是另外一回事。对我来说，我这一生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我只有感恩。演员这个职业，老前辈说“戏比天大”，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几十年下来养成的，自然而然的，是这个职业在一个人心目中的地位。

　　新京报：当时就没为太太、亲朋好友着想吗？

　　李雪健：当时真没有。事后我才觉得，其实我这样做，把压力都给了爱人、剧组和亲朋好友。

　　新京报：太太当时没有阻止？

　　李雪健：没有。她只是跟家里人商量怎么办，包括田壮壮。最后也就是把剧组从陕西渭南搬来北京拍，上午她带我去医院治疗，下午我回剧组拍戏。我想她也是为了满足我当时的心理。

　　我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组人含着泪给我鼓掌，我并没感觉有多么严重，后来才意识到，我的爱人、剧组的人、亲朋好友为此承担了多么大的责任。遗憾的是，这部戏最后还是从20集压缩到了14集，还是有很多戏没拍。

　　新京报：生病后有过心灰意冷的时候吗？

　　李雪健：我甚至想过放弃。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告诉我要暂停一段时间缓缓，因为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的脖子里面开始烂了，但不能长，否则前面的治疗全部作废。这是放疗，到了化疗阶段，每天一动都不能动，当时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到饭馆吃鱼，店家捞条鱼让你看看，活蹦乱跳的，然后当着你的面把它摔死——我当时的感觉就像那条被摔的鱼。

　　那时我曾想过放弃，实在太痛苦了。后来是田壮壮批评我——其实他是用批评的方法鼓励我，他说，你现在再难，有当初创业的时候难吗？人最怕的就是缺了精气神。让我挺了过来。

　　事业计划 我没能力和水平设计自己的未来

　　新京报：两年后你就又复出拍戏了，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李雪健：医生说适当参加一些工作对恢复有好处。我现在的状况，用“奇迹”形容有点重，但医生开玩笑说，我现在给你摘帽了！意思是我不是病人了（笑）。

　　新京报：这场大病让你有什么样的感悟？

　　李雪健：我爱人说，这场病改变了我的很多恶习，恢复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所以老天爷还是爱戴我的。大家都说我演戏风格、生活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一个人生经历，虽说是个坎儿，但对我来说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幸，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停顿数秒），就像一部戏一样。

　　新京报：今后在表演方面有什么计划吗？

　　李雪健：从入行开始，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生活的一代人，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步一步地走，我没能力也没水平设计自己的未来，或者说什么大业，也没这种冲动。艺术、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和帮助的，不是纯娱乐、八卦，应该看到我们职业的意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

　　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人了，我的人生走到现在，我只有两个字：珍惜。

　　■ 舞台与影视表演

　　舞台和影视表演最大的区别是：舞台有一面镜子是观众，而影视的那面镜子是导演。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总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舞台在表演之前可以做调整，在面对不同的观众时还是可以做调整，但影视表演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 从艺往事

　　那时进宣传队是为了偷懒

　　14岁我就在学校宣传队，16岁进工厂时，因为在学校会演点节目，也进了工厂的宣传队，山东快书、舞蹈、小合唱，什么都演。我也不是从小喜欢表演，我是山东人，1964年到了贵州后“文革”就开始了，当时加入宣传队是有条件的，像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其实是不够格的，当时男孩一般都不去宣传队，那时候不懂，现在说当时应该是为了一种尊严，我这家庭出身，就觉得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岗位都能干出点名堂。再加上我的山东话在那儿很稀罕，算是普通话说得好的，就被选进宣传队了。

　　我一边在工厂当车工，一边在宣传队宣传，演些“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当时我有个外号叫“小穆”，就是在演完《白毛女》的穆仁智之后被人起的外号（笑）。其实那时候也是为了偷懒，车工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挺累的，宣传队却能到处跑，这样我就是在工作岗位上站半年，在外面演出跑半年，那时候年轻啊，很丰富啊生活（笑）。后来也因为这个当了兵，1973年在云南当的兵，1977年到了空政话剧团，来到了北京。1987年从空政脱下军装，到现在的国家话剧院。

　　■ 再演“主旋律”

　　为自己质疑真假而感到羞耻

　　有点不同的是，杨善洲毕竟是我演完焦裕禄20年后，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演杨善洲的时候，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他的那些事迹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一些炒作的成分？因为时代变了。

　　为了演好这个人物，我深入到杨善洲生活过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调查，等我真正熟悉他了，我对自己曾经有这样一个问号而脸红了，我感到羞耻。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老话：做戏先做人。我也是一个党员，我在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