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一九四二》热映,原著完整版发行,接受专访谈现象、答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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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C06版)
刘震云:一种是发生了太多的,另外一种是缺少的,不时提醒一下。大家不知道1942年饿死过三百万人,相当于三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写了个小说、拍了电影、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大家都在做的话,会提醒的人多一点。只有知道了,悲剧才不会重演。
新京报:《温故一九四二》的结尾,你提出一个问题:是宁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你现在的选择是什么?
刘震云:我觉得,不能简单用“中国鬼”“亡国奴”来讲,你得把它放到1942年的背景下面理解。比如说卖人,任何一个人现在把老婆、把自己卖了,肯定是个悲惨的事,但在1942年,肯定是个喜悦的事。
好多哲学家要把事情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要饿死的情况下,有人给你饭吃,你吃不吃?反正我是吃。
人和人之间
在黑暗角落里散发人性光芒
新京报:你在故事里也探讨人为原因,比如国民党机构腐败,但跟灾荒悲惨程度相比,这部分表现得还是比较少。你在挖掘这场灾难根源的比例上有什么考虑?
刘震云:有很多根源:旱灾、日本人的进攻、国民党贪污。灾荒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所有人在利用灾荒。国民政府靠自己确实没有支持战争的能力,看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的脸色,好多这种,跟灾民虽然不见面,确实决定着灾民的命运。更根本的原因,不能局限在二十世纪。我研究了中周以来的旱灾,单说在河南的,为什么1942年饿死了三百万人所有人不知道,证明发生得太频繁,变得不重要了。这个原因,比1942的原因重要得多。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吃过人的人,为什么延续下来。隔三岔五,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在黑暗的角落里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一九四二》是亲人一个个离去的过程,当所有人都变成陌生人时,两个陌生人瞬间能成为亲人,黑暗角落里有一丝微弱的人性的温暖。我觉得这是照亮民族生存最重要的方面,而不是我们平常听到的探照灯下说出来的冠冕堂皇的话,跟着这些没关系。
他们不是因为听了好多宏大的声音,宏大的声音永远在广播说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们是个体行为。
文学能否通过电影延伸,关键在于碰到谁
新京报:小说最后的附录里有两个挺黑色幽默的离婚故事,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故事放到电影里?
刘震云:我特别想放,但电影有篇幅的问题。这次放电影时不时传出笑声,但笑声发出来的频率和相声、小品不太一样。老舍先生曾说他特别想写一出悲剧,但里面充满笑声,在电影院里我感到了一丝这样的气氛,挺好。用严峻的态度对付重复的严峻就活不成了,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就化解了。
新京报:张艺谋曾说现在好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导演选择的空间也少了。你觉得影视对文学作品是一种延伸吗?
刘震云:文学能不能通过电影延伸,关键是碰到了谁。要碰到有的导演,可能就短路,要碰到小刚,就不是延伸的问题,可能有点像文学作品坐上了一个火箭,升到很高的地位,大家看到了。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这样。
我合作的导演并不多。我曾说过,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我就跟目光长远、合作起来又非常愉快的人合作。什么叫愉快呢,就是大家都能够让这一个事情发酵、使它成长,同时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估计大部分人看一件事,先看锅里有没有他的,没他的份,就走了。
■ 细节答疑
●为什么安西满、梅甘那条宗教线索后来断了?
这条线现在在电影里确实显得有点有头没尾,仅仅是篇幅的问题,大家从剧本里可以看到,牧师、安西满,后面是有结局的。日本占领洛阳之后,开始找到了托马斯·梅甘,问能不能和他们联手赈灾,托马斯马上意识到他们说“天皇跟上帝共同拯救河南人民于水火,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是政治阴谋。最后安西满真疯了,大灾之年缺的就是粮食,他终于找到了魔鬼是谁,就是粮食,于是把粮食烧了。日本兵把他打死了,两个尸体倒下形成了十字架。如果篇幅够的话,也是有冲击力的。
C06-C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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