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要靠“啃硬骨头”(1)

　　■ 核心观点

　　要想为经济增长提供更长期支撑，恐怕还是要啃硬骨头，比如收入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这些改革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民众的消费能力，甚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 简历

　　王军 1970年出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后。曾供职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主要从事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政府决策与企业经营咨询工作。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十八

　　王军：主动走出“旋转门”

　　王军并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喜欢挑战自己，愿意尝鲜。大学毕业后，王军在企业待过，也曾被派到国外做驻外代表，后来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博士毕业后去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现在他所在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一家半官方的智库机构。

　　王军给自己的定位是“走出旋转门的人”。所谓“旋转门”，是指美国政府每次换届选举后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民间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则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设立初衷也是希望仿照美国的‘旋转门’制度，而我是第一个主动把自己旋转出来的人”，王军笑称。在他看来，以前在政府研究部门任职，作为关键的少数，研究人员责任使命重大；但他更想和外界多接触，和企业、其他学者、媒体多打交道，和国外同类智库机构多交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民间智库的作用发挥好了，不比在政府研究部门小”，他说。他的职业选择和时下不少年轻人争相报考公务员、争抢体制内“铁饭碗”的热潮背道而驰。王军认为，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国进民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大，这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是仆人。为什么大家都争先恐后去做仆人呢”？

　　而对于今年各方热议并期待的各项改革进程，王军坦言并不满意，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仍是小修小补，“硬骨头”仍难以撼动。这其中主客观原因都有，不过一些涉及面较广、影响深远的改革适当延后反而比匆忙推出更有利。他还表示，未来新一届领导人需在内外部环境比较平稳，在增长、就业、物价等问题相对不是特别突出之时，才有可能推进大的改革，不能心急。“我对未来的改革进程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说。

　　回暖信号传递到企业要有一个时滞

　　新京报：你曾撰文指出，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基本软着陆。但从企业反馈的信息来看依然面临较大经营压力，与宏观数据有一定出入，这是什么原因？

　　王军：宏观经济企稳或回升，通常是通过一些先行指标来让我们感觉到的，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宏观数据大都是总量指标，和微观个体的表现在时间上会有滞后。

　　而且，不同的企业往往不是同步回暖，主要反映大中型企业的官方PMI指数比更多地反映小企业的汇丰PMI指数回暖要快，是因为一些国有企业最先受益于政策刺激、最先得益于“十二五”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中。

　　新京报：能否说目前经济已经完全向好？

　　王军：本轮经济反弹本质上还是靠政策刺激，不完全是经济体自主的、内生的增长。所以现在还不能说经济已经完全好转。

　　不必将投资“妖魔化”

　　新京报：这种投资冲动是否是“万能药”？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可持续吗？

　　王军：近几年经济刺激着眼于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这是由我国国有经济部门占主导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投资分为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及其他。我们需要谨慎的是继续扩张制造业投资，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应该保持一个适当的投资规模和速度，来满足城镇化进程中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这两种需求都是合理合法的，应当被尊重，而现在市场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两种需求。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则仍处于发展阶段，特别是随着城镇化发展，未来五到十年基础设施建设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民众对于教育、医疗、卫生、市政等公共服务需求非常大，这方面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新京报：所以说投资拉动增长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王军：是的，没必要把投资妖魔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率、优化投资结构，现在很多人批评政府的投资政策，是因为这些项目大多由国有企业主导，不可避免地存在投资效率偏低、内幕交易盛行和腐败难以杜绝等问题。所以应该呼吁政府引入竞争机制，继续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这样可以优化投资结构，既满足全社会需要，又使民间资本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得到一个符合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率。

　　今年改革进程缓慢

　　新京报：你曾提出今年有四项改革是需要着手做的，包括财税制度改革、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推动资源和要素产品价格改革。你如何评价今年改革的进展？

　　王军：2012年是个特殊年份，恰逢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又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以大家讨论改革比较多。但今年改革进程还是比较缓慢，相对而言，金融改革还是有一些亮点的，比如今年7月，央行在降息的同时，开启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浙江温州、丽水、深圳前海等地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金融改革的试点，取得了一定突破。

　　新京报：其他三项改革都没有实质性推进，阻力在哪里？

　　王军：财税制度改革，今年主要是“营改增”的扩围，但涉及的税种、税源比较有限，实际上还是小修小补，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中央地方事权财力分配关系、税制调整都没有动，比较遗憾。财税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需要周密设计部署和全社会的配合，短期内难以真正铺开，可能未来五到十年才能有框架性的突破。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也没有明显进展，特别是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刚刚开始破题。收入分配改革仍是千呼万唤难出来，这里面主要是各个部门认识不一致，利益上也有分歧。

　　今年改革比较艰难，主客观原因都有。未来需在内外部环境比较平稳，在增长、就业、物价等问题相对不是特别突出之时，才有可能推进大的改革，不能心急。我对未来的改革进程抱有很大的希望。

　　新京报：明年您认为最有可能有所突破的是哪项改革？

　　王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明年物价温和可控，在这样的环境下启动价格改革比较合适，全社会也能够接受资源性产品市场化定价，所以以此为突破口比较容易一些。但要想为经济增长提供更长期支撑，恐怕还是要啃硬骨头，比如收入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这些改革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民众的消费能力，甚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下转B11版）

　　B10-B11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杨万国 记者 沈玮青 实习生 赵力

　　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