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要靠“啃硬骨头”(2)

　　（上接B10版）

　　金融改革应上下结合

　　新京报：近期浙江省政府出台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施细则被指“缩水”，放宽金融准入门槛、探索地方金融监管等领域皆被淡化。对此你怎么看？

　　王军：金融改革和其他改革不同，很难划出一个行政区域，想怎么试点就怎么试点。因为资金具有流动性，你在一个地方试点，比如温州如果放开利率管制，这里就成为资金的聚集地，全国的资金都流到这里来了，风险也集聚了。所以，金融改革试点要寻找最符合地方特点的模式来推进，不太可能一夜之间遍地开花，需要一步步来。

　　此外，温州金改还有道德风险。当初为什么试点？是因为温州出现了高利贷崩盘，现在反而被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就好像闯了祸的坏孩子还有糖吃，是否公平还存有争议。越是综合性的改革，最后一定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大家有失望，主要是因为希望太高。

　　新京报：有人认为如果全局性经济体制和政策方面未见根本改变，温州改革很难获得突破性进展。你赞同这样的观点吗？

　　王军：恐怕是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改革试点还是要取决于国家大的体制框架，各个地方也要有改革的意愿，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行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一些大企业有“利益代表”

　　新京报：你的意思，改革需要契机？

　　王军：只是从上而下，没有下面支持没用，只是从下而上，上面不支持也没用。一些改革，谁都能说两句，但可能都说不到点子上，显得高深莫测。领导人想不清楚，所以他们宁愿放一放，看一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事情十年八年都推行不了。

　　新京报：是否有利益博弈的原因？

　　王军：比如金融市场化的问题，其实金融机构愿意改革。人们说它垄断也好，暴利也好，其实也不是它自己想去垄断。价格是最有利的武器。价格一出，谁与争锋。但国家控制着价格。

　　如果金融市场化，谁受损最大？一定是国有企业。如果说有人反对或者政策难以推行，和国有企业作为庞大、独立的利益群体有很大话语权，有很大力量有关。一些大企业有各种利益代表。如果改革使得这些既得利益受损，他们有各种帮其说话的力量。

　　经济复杂，不能轻易定是非

　　新京报：你过去在体制内的核心智囊部门，现在在一个比较民间身份的机构工作。在“说话”方面，有差别吗？

　　王军：过去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比较单一，现在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渠道较广。

　　过去主要通过内参，会议文件、全会的方式表达。你提的建议很好切合实际，领导人很重视，就会批示相关部门，努力去解决，也可能把你叫到办公室，当面聊聊。

　　我们国家的决策过程比较复杂，通过建言献策的方式，参议、提供咨询的方式。任何一个重大决策的出台，任何一个重要的表述，都不可能由一个人提出。

　　新京报：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你们怎么参与？

　　王军：不同会议由不同部门负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由中财办（中央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发改委、中研室、商务部、中央人民银行也都会参与。从每个单位抽几个人，讨论，再由领导人修改。任何一个讲话、文件都是通过上上下下的努力，官员、学者、企业家的调研，通过反反复复上下合作的过程完成。像十八大报告这样大的政治文件，就要经过很多起草，复杂的决策过程，经过很多环节，历经一两年的实践，很多人参与完成。

　　新京报：你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时哪方面政策建议做得比较多？

　　王军：我学经济，但在中研室的政治研究机构工作，主要给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中涉及经济的问题提建议。

　　经济很复杂，不能轻易定是非，比如人民币国际化是应该加快还是稳步推进，对这种问题的批阅领导就会谨慎。我们作了报告，送到领导案头。有些是研究报告形式的，有些是工作汇报，领导会画圈，指示。他们一定会看，但看后回应就各不相同。

　　新京报：花很多时间写文章，最后没有得到批示，会灰心吗？

　　王军：很正常，有些人写了一辈子，都没多少批示。

　　新京报：现在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样一个半官半民的智库工作，做研究时，独立性更强一些？

　　王军：现在我们是NGO，是在民政部注册的社团，在财务上独立。当时我主动到NGO。在智库作用发挥好了，不比在政府研究部门差。在民间机构，学者比较放得开，因为讲对讲错完全是个人意见。

　　■ 同题问答

　　1.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王军：吴敬琏、林毅夫、张维迎、许小年都是我比较尊敬的经济学人。他们敢于讲真话，能够脚踏实地地做学问。

　　2．2012年的经济运行到现在，当前的状况，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王军：股市。这个市场完全无视中国经济良性、高速发展的现实，而成为了社会财富的毁灭器、中产阶层的绞肉机和权贵阶层的提款机。

　　3．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王军：收入分配改革。

　　4．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王军：我个人没有资格做这样的判断，而且我认为政府恐怕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规划。政府需要做的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供优质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而无需人为地制定哪些行业有投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