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总动员

　　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

　　作为执政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式，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为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风向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从宏观方面制定经济发展规划，部署来年经济工作。在来年的全国“两会”上，由政府按照中央的定调和部署制定具体实施举措。

　　这些更具体的议题包括，如何引导民间投资？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又如何推进城镇化？还有老生常谈的如何扩大内需。

　　作为本次换届之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主持的首次重要经济决策会议，本次会议更罕见的提出要求，制定具体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

　　外界评论认为，会议释放强烈经济改革信号、中国将开启改革新周期。

　　在此充满想象力的背景之下，上述经济议题令人期待——玻璃门是否能彻底打破？产业结构调整是否真实推进？城镇化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扩大内需议题之下，收入分配改革能否突破既得利益之阻力？

　　我们冀图结合会议热点，寻访学界和业界，一一探寻未来的可能。

　　18年来，首次去“快”

　　此次会议，是18年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中首次去掉了“快”字。

　　“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目标‘持续健康’取代了‘平稳较快’”，12月18日，经济学者牛梨向新京报记者总结他眼中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

　　牛梨的官方身份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总结。

　　新京报记者统计显示，从1994年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直到2011年，连续18年的会议，为来年经济发展定调均包括一个“快”字。

　　其中，从1994年到2002年，连续9年的定调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到2003年——上一个领导集体换届之年——经济定调变为“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其中，首次加入了“协调”一词。

　　2004年，变为“平稳较快”。

　　2005年，变为“又快又好”。

　　2006年到2008年，连续三年定调是“又好又快”。

　　而从2009年到2011年，连续三年定调回到2004年的表述——“平稳较快”。

　　本次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牛梨分析认为，纵观定调变化，显示中央虽然对经济目标的定调在“好”与“快”之间有徘徊，但“快”字一直保持不变。此次会议，是18年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中首次去掉了“快”字。

　　“这是一个显著的信息”，在牛梨看来，中国经济经过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结构、要素禀赋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日益严峻，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进入中速成为客观规律。

　　“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提法是个不错的进步”，作为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韦森说他一贯对国家经济政策保持警醒和批评态度，不过，12月18日，他对新京报记者表达了肯定意见。

　　“新一届领导集体此时为经济去‘快’，体现了他们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同和尊重”，牛梨说。

　　作为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周天勇认为，提法的转变意味着今后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增长质量和效益。

　　改革信号释放何来？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等提法，“都是过去少见的提法。”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央召开的此次会议也是全球媒体关注焦点。

　　《华尔街日报》以“中国释放强烈经济改革信号”报道会议。新华社把这一解读转发国内。

　　周天勇也试图在分析，本次会议提到的“改革”议题究竟是一个传统少不了的提法，还是“真动作”的预示？

　　新京报记者统计显示，18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有要求“深化”或者“推进”改革的表述。

　　但其中也有变化，统计显示，1994、1995、1999和2000年，关于改革的表述是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周天勇分析认为，相比过去经济工作会议，“改革”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得到明显强化。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等提法，让周天勇记忆犹深，“都是过去少见的提法。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关于改革杂音的明确回应”。

　　周天勇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比如收入分配、资源税、国企改革、财税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推进比较缓慢。“原来重点改革领域有6个，后来遇到阻力，变成3个。最后做了1个。”

　　他认为，这是因为过去改革缺少总体规划和配套，既得利益制衡，部门之间互相产生制约，没有时间表，一些改革方案“束之高阁”。而类似“公车改革”，“十多年没改进，越改越严重”。

　　在周天勇看来，本次会议对改革要求“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显示领导层更加务实，对改革的态度更加坚决，要求更加紧迫。

　　牛梨认为，十八大之后这一个多月来，改革信号是一个不断释放的过程。

　　“从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到习近平作为总书记首次深圳考察，最高领导层已经在不断释放强烈改革信号”，牛梨说。

　　牛梨认为，本次会议对改革的一系列要求，必将在未来一年乃至更长时间推动诸多改革的落实。

　　而周天勇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为年度性质的会议，此次对改革要求强烈，预示着明年一年内，“将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方案出来”。

　　庙堂与民间

　　此次会议，既要求“顶层设计”，又要求“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

　　“改革的最佳状态，是上下互动”，周天勇说。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要求“顶层设计”，又要求“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

　　周天勇表示，这意味着中央更加重视改革的上下结合，尊重基层民间经验，更大范围允许民间先行先试。

　　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尹德慈表示，“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表明执政党对经济工作领导逐步成熟定型。”

　　在尹德慈看来，这种成熟还表现在此次会议语言的变化。过去，中央强调政府要厉行节约时，一贯的政策语言是“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这次说的是老百姓的大白话——“把钱花在刀刃上”。

　　“这就是身体力行践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执政新理念。”尹德慈说。

　　微博上，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信息达309万条。

　　事实上，上述精神从十八大会议之后既已得到表达。而民间一月来亦作积极回应。

　　此次会议，会期压缩为两天，“鲜花没了、发言实了、简报短了”获得公众好评。

　　相对于普通民众的关注点，知识群体一个月来的着眼点更为专业，更具建设性。

　　12月15日至12月17日，在三亚举办的财经国际论坛上，同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被关注。

　　经济学家吴敬琏把深化改革的着眼点放在防范特殊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

　　在十八大结束一周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即以民间身份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研讨“未来十年的中国”。

　　新京报记者受邀参加此次会议。北大国发院邀请了林毅夫，余永定，张宇燕，蔡昉等国内顶尖的经济学者，还有李强，汪晖，许纪霖等政治和人文学者参会。16人在朗润园“致福轩”——当年的清代军机处会议厅，闭门讨论了10个小时。

　　组织者，新任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表示，“当前是个承上启下的节点。希望组织经济、政治和法学领域的学者，对中国的改革之路做一个总结和展望。”并将把研讨会的内容整理成文字资料，“上达高层。”

　　珍视倒逼力量

　　会议强调，“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一些专家也认为，倒逼机制将给中国新的发展动力。

　　在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看来，改革的“上下互动”还有一种“倒逼”形式。

　　事实上，“倒逼”亦被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直面。

　　本次会议部署明年经济工作任务时强调，“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

　　经济学家王小广认为，倒逼机制将迫使中国从结构调整方面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在11月21日的北大研讨会上，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卢锋也对“倒逼”抱以希望，“中国的改革将发生于矛盾的倒逼。哪件事不是逼出来的？”

　　卢锋认为，政府维稳成本的加大、腐败问题、国民收入分配差距、高房价、国企改革、经济增速减缓……等等，都会成为倒逼改革的力量。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也在一个月来的数个场合呼吁改革，要求珍视倒逼的力量。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最简单的体现是政府感叹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动力。”11月29日，孙立平在财经杂志年会上的发言引发全场掌声。

　　“因为倒逼力量，过去十年里呼声很高、争议很大的问题，甚至包括一些曾经属于禁区的问题，未来十年都会有改革的机会。”卢锋说。

　　□新京报首席记者 杨万国 记者 张泉薇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