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需控制房价上涨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新型城镇化要有四大政策措施

　　新京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城镇化。你曾撰文称新型城镇化要有新意，与既有城镇化相比，“新”体现在何处？

　　彭文生（中金首席经济学家）：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1%，既有的城镇化模式，主要体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非农产业的扩张，对于非农劳动力需求大幅上升，带动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由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倾向于企业和政府，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的产生，同时也强化了储蓄率、投资率高企的宏观经济结构特征。因此，既有的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

　　新型城镇化模式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加上劳动力供给趋紧，过去收入分配中的不平衡将降低。从需求面来看，在增加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率的上升。从供给面来看，未来的城镇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将弱于此前。如何在改善分配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益，将成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城镇化是结果不是抓手，进一步城镇化需要以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各项改革为前提。你怎么看？

　　彭文生：我们总结促进新型城镇化要有四大政策措施，分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业现代化。

　　首先，放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以促进城镇化发展。目前的标准是在县级市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即可落户；在设区市有合法职业满三年可落户。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此标准可能放宽。

　　第二是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另一方面降低土地供给垄断。前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集约用地；后者有利于控制城镇低价和房价上升。

　　第三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目前大量在城镇常住的农村籍人口，虽然为城镇的财政贡献收入，但却享受不到均等的公共服务。

　　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不仅需要推进城镇居民保障性安居工程，解决城镇常住人口的住房问题，更需要全面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平等分配。未来这方面还应该有更多的具体政策出台。

　　房价上涨对其他行业造成挤压

　　新京报：你曾提到新型城镇化需要更广泛的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包含哪几方面？

　　彭文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推进结构性减税，包括全面推行营改增，对企业设备更新和自主研发的税收优惠以及进一步降低进口消费品关税等；其次鼓励民间投资，增加竞争，破除垄断；最后还需要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

　　过去十年城市房价的上涨，对其他行业造成挤压。地价上涨对生产成本的抬升，也构成了我国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压力来源之一。因此抑制城镇房价和地价上涨，有利于增加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扩大对非农产业的需求，促进城镇化进程。

　　新京报：城镇化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房地产投资扩张？

　　彭文生：我们不认为新城镇化会支持新一轮房地产投资扩张。首先，一二线城市人口趋于饱和，而三四线城市房屋供过于求；其次，居民购房能力受到限制，全国各级城市的平均首付款超出平均储蓄50%以上，其中一二线城市还可以依靠汇集国内或省内富有人群的置业需求，而主要靠本地需求的三线城市显然难以为继。

　　以城镇新移民目前的收入，即便考虑未来收入增加，也无力支撑目前的城镇房价。目前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比例低，即使转为市民后，收入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对购房需求相对有限。

　　新京报：新型城镇化落实后，中国经济会出现怎样的转型？

　　彭文生：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国经济将出现深刻的转型。储蓄率下降、不会再有新一轮的房地产大幅扩张，市政民生相关的基建投资还将发展，储蓄下降快于投资下降，中国将可能逐步转变为贸易赤字国。同时，消费率上升、大众消费受到城镇化支撑，中国消费时代全面来临。与之相应地，实际汇率有所支撑，实际利率下降有限。

　　新京报记者 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