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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中年的冯唐

我写书是想让大家正视荒诞

2012年12月2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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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大》

冯唐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11月

  2000年,北京青年张海鹏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并起了个笔名:冯唐。拿到纸书第二天,他就挤时间去美术馆附近的三联书店,看看书有没有上排行榜,结果没有。手机还落在回去的出租车上。2012年,他再去三联,看见有他的一堆书堆着,却没有少年时想象得那么开心。摸摸手机,硬硬地,还在。

  这一年,他出了随笔集《三十六大》,书中集合了他的三十六封公开信。这是一本人生“剧透”书,是人到中年的冯唐的一次人生总结,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规则、人性人情的考察作业。收信人各种凌乱,从唯一的外甥、未过“金线”的韩寒到公文包,司马迁、唐玄奘并梁思成,显得“浑不吝”,但内文却自有他的真正经、苦口婆心和青年导师范儿。他说,如果自己有个孩子,推荐一本书,他会选择这本。

  和他嚣张的文字比,他的话语平常。人到中年,他有疲,有舍,有得。没有方向,也不急着找到方向,觉得就周围“逛逛”,挺好。他觉得人还是要和基因的东西做些抗争,但同时觉得花该是花的样子,草该是草的样子,他愿意看到水,自自然然,而不是看到水坝。很多时候,你觉得柴静说他:“他这人也像他的小说一样,好像疯长的时候抽条太快,总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样子”是一种深切的了解。他有自己的一些小固执和小骄傲,对很多事情,不愿解释,因为觉得语言很多时候并不能准确抵达,人和人之间,有时需要“隔河观望”的距离。

  “金线说”、“给李银河作序”卷起重重非议。他说,我只能通过我理解人。相比生活,他觉得自己写作时更为游刃有余,是老天赏饭吃,是三月桃花开,躲也躲不开。采访围绕当下冯唐的三观,试图呈现人到中年后,他所感受和所想表达的。

  ●谈时间和中年危机

  天空飘过五个字儿:这也算事儿!

  新京报:你的作品,甚至笔名都能看到你对于时间的敏感,想过这其中的缘由吗?

  冯唐:其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可能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一直在儿童医院住院、看病,简单地说,就是总觉得生活是虚的,世界不太真实。长大了,身体也好了,不太生病了,还是觉得时间是虚的。今天我还去垂杨柳那边,过去住的地方转过,感觉就好像和原来一模一样,从来没有长大,也没有变老。似乎有些事情明白了,似乎又全都不明白。你说如果是具体的事儿,好像挺容易处理的,但稍稍跳开,就一直觉得时间是混沌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来,为什么去,一直没太搞明白。

  新京报:听上去童年经验对你影响挺大的,打了一个悲观的底儿。

  冯唐:其实,任何人,在20岁前,如果在一个地方呆够10年以上,我觉得那方圆五里会是他永远逃不掉的地方。至于悲观,我觉得骨子里,我不是个乐观的人,但是换个角度,因为不乐观,所以总知道底线在哪里,反而对有些事儿,就淡了。就像笑话里说的,天空飘过五个字儿,这也算事儿!

  新京报:出版《不二》的时候,你有提到自己在应对中年危机和抑郁,现在处理得怎么样了?

  冯唐:可能从某种意义讲,已经过去,也可能还在发生,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当时所谓感觉到中年危机,是不知道下边该干点嘛。所谓的追求,有些东西已经达到,有些你知道你达到不了,有些,你知道,是不应该追求的。那处于这种状态,剩下的时间该干些什么,就有些不着边。后来发现,也不用这么多想,就一天天的日子,这么过呗。就像我经常问自己,之后还写多少书,写不写。忽然有一天,我念叨,我现在就一个字不写了,又怎样,想写就写呗,想那么多干什么。想太多,反而自己给自己加了太多束缚。

  ●谈写作

  《红楼梦》不是逼出来的

  新京报:四十不惑,人在这个年龄,通常对自己的各种边界、可能都探测得差不多了,对你来说呢?

  冯唐:有时候我坐飞机,会想到如果掉下去怎么办,但想过后又觉得没有特别多的遗憾。没遗憾,从某种意义讲,是缺乏追求,但坦率讲,也是我把我该做的很多事,都做得七七八八了。该达到的,我自己重视的一些东西都达到了。之后怎么样,是老天的事儿,我自己看不到了。

  新京报:那对待这样的一种不确定,你的选择是?

  冯唐:随波逐流。其实是那么一种感觉,就像爬山,最开始,我心目中有个山头,一阵攀爬后,爬到了。然后呢,依据我现在的认识水平,我也看不到更高的地方。那我就周围逛逛吧,看到新山头再说,我觉得这比你硬要爬个啥玩意,是更正确的态度。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好嘛,我在这挖个坑,建个庙,很多人会想着折腾,我不想折腾,就想愿意干点啥,就干点啥。

  新京报: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样一种折腾存在感更强。

  冯唐:是,但那种存在感本身是一种虚无。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为什么要在山头盖个庙呢?

  新京报:这是一种荒诞感。

  冯唐:其实,我写书的很多努力,是想让大家正视荒诞。强逼着人做事儿就是荒诞。很多人试图改变别人。我喜欢看到像水流一样的东西,它有自己的方向和速度,我不喜欢看到的是水坝,是你偏要建个坝。我喜欢各种力量自自然然的,开一朵花,长一棵草,世界在融合中形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要做胁迫的事情,强努着很多事儿,我看着苦。就像写作,我一定要写出《红楼梦》,一定要如何,真的有效果吗,到了这个岁数,我觉得《红楼梦》不是逼出来的,是因缘际会,产生某些东西,你产生不了《红楼梦》,产生个自然的千字文,有什么不好?

  ●谈爱情和婚姻

  人往往“在用一个妄念解决另一个妄念”

  新京报:你的三部曲讲的故事里,感情状态分别是有幻想没感情,有感情没故事,有故事没幻想,这些感情总存在着残缺。

  冯唐:现实不就是这样嘛,有问题是正常的。人的好多麻烦,产生于不承认问题是常态,非得把问题给解决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或者是他在某个瞬间产生一个幻觉,觉得可以达到无问题的状态。譬如你和一个人初吻,觉得特别好,然后你就想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但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在用一个妄念解决另一个妄念。

  新京报:那当下,你对于爱与婚姻的认识是怎样的呢?

  冯唐:我觉得婚姻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是一个契约。如果俩人不想搭伴结伙过日子,或者这种状态违背了各自的三观,那就各干各的。爱情的起点、基础是一个天生的喜欢,原始的喜欢,婚姻的基础是在一定的原则下俩人过得下去。爱是没有原则的,你喜欢一个东西,很多时候是莫名其妙,很难说清楚原则的,婚姻则不同,它能说得清楚,譬如不能乱搞等等,反正要有约定俗成的、至少俩人同意的那么一套的原则。

  ●谈金线与自恋

  “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新京报:你提出的“金线”说,引起很大的非议和讨论。你是怎么看的?

  冯唐:我没有想太多,就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这是个浅显的道理,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说,他没穿衣服。这个时代是地沟油时代,你在用很差的东西,看一些垃圾,偏要认为自己活得很好,忽然有人蹦出来,说你在过着垃圾生活,这当然不舒服。可是,我想,在现世,能明白这些事儿的,应该还有几个,有勇气蹦出来说的,还应该有几个,别人不说,我说。如果不舒服,那是你的事儿,不好意思,那不是我的事儿。我知道你吃的什么,看的是什么,你可以不认,和我没有关系。

  新京报:包括给李银河小说作序,很多人也觉得你有所跑偏,过多篇幅倾斜到自己身上,也因此招致一些“过于自恋”的非议,你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吗?

  冯唐:谈不上误解,因为我对我的了解,要比对其他个体多,我把自己写清楚了,就是对对方的尊重。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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